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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9章 人生的烦恼（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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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盘收益比较下来，对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

况且还没算上他们在自家庭院的空闲地上开垦出来的耕田。

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这样鲜明的对比，其结果直接导致的是打击社员公干集体田的积极性。

吃不饱饭的年代，谁愿意用自家那点儿无比珍贵的粮食填了肚子，却把稀罕至极的力气用在跟自己关系不大的集体田上？

吴思对此进行了绞尽脑汁地思考，想要找到破解这个难题的方法，以有效提高社员的积极性。

结果一番深思后越发肯定了集体田与自留地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这就像是一对矛和盾，就是势均力敌的关系。

想让两个有着血海深仇的人结为夫妻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种矛盾是一直有且矛盾尖锐的。

吴思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

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

对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那么，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

吴思发现，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生产队干部刨87镐，107镐。

“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

纵观大队历史，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

而且，当吴思参加公社的公干会议多了，大家彼此交流多了，才知道其他生产队大多也是这么干的。

这是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

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

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吴思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

那位知青给吴思讲了一个故事。

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

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

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

吴思和他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便是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有两个层次。

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

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

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

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你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

这是第一个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勤奋的算不赢偷懒的。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创造共产主义新人。

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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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这种精神的人，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少很少。

吴思反复寻找，结果只能从大自然里的生灵中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