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狱卒,又是观察者,还是那个准备逐步替换我的……“画家”
。
而我的女儿,是它最重要的观众,也是它用来校准“画作”
的参照物。
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如果,我不是它唯一的“模子”
呢?
如果,林澈的“存在”
,或者关于林澈的“记忆”
本身,也是它需要“描摹”
和“固定”
的一部分呢?
它模仿他,利用他,但模仿得再像,也只是“像”
。
它需要一个更“真实”
的基点,来锚定它构建的“林澈回归”
的现实。
那个基点……会不会就藏在关于林澈的“真实”
里?
比如,他的死亡。
我的目光,落在了沙发扶手上。
那里搭着我下午割破又胡乱缝好的那件黑色薄毛衣。粗糙的红色针脚像一道狰狞的伤口,盘踞在肘部。
这是“死亡”
的物证,也是我“破坏”
的印记。双重意义上的“异物”
。
它会怎么对待这件毛衣?抹除?像陶疙瘩一样?还是……“修正”
?
将它恢复成“死亡遗物”
原本“庄重”
的样子?
或者,因为关联着“林澈”
,它反而会将其纳入叙事,赋予它新的“意义”
?
我没有去动那件毛衣,就让它搭在那里。
这一夜,我蜷缩在客厅沙发上,裹着毯子,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监视着毛衣和那面照片墙,以及通往卧室的走廊。
神经像绷到极致的钢丝,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让它断裂。
可是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女儿醒来,看到我睡在沙发上,有些困惑,但没多问。
她走到电视柜前,看着已经板结的灰褐色粉末,小脸上没有任何惊讶或恐惧。
只是歪着头看了看,然后就走开了,仿佛那只是一团普通的灰尘。
送她去幼儿园后,我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看向沙发扶手。
那件黑色毛衣,不见了。
我快步走过去,开始检查沙发的周围,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