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刘小军取土样:“这里的土要带回,测湿度,测酸碱度。”
继续走。第二个观测位在一处水源边——是个小水洼,水从石缝里渗出,形成个洗脸盆大的水坑。水很清,能看到水底的沙石。
“动物要喝水,水源地是观察的好地方。”
刘二愣子指着水边的痕迹,“看这些脚印,有鹿的,有狍子的,有野猪的,还有狐狸的。说明这片区域的动物都来这儿喝水。”
他让王秀英取水样,用带来的小瓶子装好,贴上标签:“水样要测酸碱度,测浑浊度,还要看看有没有污染物。”
第三个观测位在一片柞树林。这是鹿群最喜欢的觅食地,因为柞树结橡子,鹿爱吃。刘二愣子检查树干,现了好几处被鹿啃过的痕迹。
“看这牙印,”
他指着树干上的一处啃痕,“离地一米二,是公鹿啃的。母鹿个子矮,啃不了这么高。牙印很清晰,说明鹿的牙齿健康。”
他让刘小军数这片林子里有多少棵柞树,记下树的高度、胸径、树冠大小。还让王秀英检查地面,看有多少橡子壳——这是判断鹿群数量的依据之一。
走走停停,五里路走了三个小时。到终点时,记录表上已经记满了:现了马鹿群一个(八头),野猪群一个(五头),狍子群一个(六头),狐狸一只,獾子一只;水源清洁,土壤正常;柞树林生长良好,橡子壳较多,说明去年橡子丰收,鹿群食物充足。
“第一次监测完成,”
刘二愣子说,“数据要保存好。下个月再来,对比看看有什么变化。”
同一天,大兴安岭老虎沟监测点。
托亚带着孟和和长白山来学习的赵大虎,也在进行监测。但兴安岭的监测方式和长白山不同,因为这里的环境更原始,动物更警觉。
托亚用的是鄂温克猎人的传统方法——不是走固定路线,是“听”
和“闻”
。
他选了一处制高点,让三人趴下,静听。风从林间吹过,带来各种声音:鸟鸣、兽吼、树枝摇动、溪水流淌。
“听,”
托亚小声说,“东边有罕达犴的叫声,是公鹿在示威。西边有狍子的惊叫声,可能遇到了狼。北边有熊的吼声,低沉,是公熊。”
孟和补充:“还能闻到气味。风从东边来,有罕达犴的尿骚味,浓,说明公鹿在情。从西边来,有血腥味,淡,可能是狼捕到了狍子。”
赵大虎听呆了。在山里,他能看到百米外的动物,能认出三天前的脚印,但“听”
出动物的种类和状态,“闻”
出动物的活动和情绪,这出了他的认知。
“这是鄂温克猎人几百年积累的经验,”
托亚解释,“森林不光要用眼睛看,要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皮肤感受。风的方向,空气的湿度,光线的变化,都是信息。”
他们记录的不是具体数量,是“存在”
和“状态”
:罕达犴活动频繁,可能进入情期;狍子数量正常,但警惕性高,说明有天敌;熊已结束冬眠,开始觅食。
“这样的监测,更注重趋势,而不是精确数字。”
托亚说,“因为原始森林里,数不清,只能感觉。但感觉准了,比数字还准。”
松花江老鹰砬子监测点。
张永江带着阿雅和刘小军,在江上进行监测。江上监测最难的是“固定”
——船在动,水在流,怎么固定监测点?
张永江有办法。他在岸上选了三个固定参照物:一棵老柳树,一块鹰形巨石,一座废弃的木桥。船停在三个参照物连线的交点上,就是固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