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横跨七年的贪腐窝案,涉及虚高采购合同一百零三份,侵吞国有资产三点二亿元。除了秦国强、马文才、朱志刚和张某这四人核心圈之外,厂里还有十余名干部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利益输送——财务科科长帮忙做假账,技术科科长出具虚假的验收报告,仓库管理员在根本没有到货的验收单上签字……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配合一下”
,只是在流程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拿了一点“辛苦费”
。但当江辰把这十几个人的涉案金额加在一起时,那个数字让在座的所有专案组成员都沉默了——四千七百六十万。
仅仅是这些“配合一下”
的“辛苦费”
,就将近半个亿。
清晨时分,张某在他的别墅里被抓获。法警从他家天花板的夹层里搜出了过两千万元的现金和大量金条,还有一个加密硬盘,里面存放着七年里所有围标分账的详细记录——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像一本贪腐的流水账。他比秦国强更会“记账”
,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
搜查张某别墅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法警在拆天花板夹层的时候,张某的老母亲突然从卧室里冲出来,拿着一把扫帚打法警,嘴里喊着“你们不能拿我儿子的钱”
。
张某在隔壁房间里低着头,不敢看这一幕。被带走时,他母亲还追到门口喊:“儿子,你别怕,妈帮你存的钱都是干净的!”
江辰在张某的手机里,现了他今天上午和某个号码的通话记录。通话时间恰好是专案组出后不久。
张某给这个号码了一条信息:“今天有人来查,把东西拿走。”
这个号码的主人,经过核查,是驻渝办的一名工作人员——不是专案组的人,而是驻渝办的后勤人员,负责车辆调度。
他在几个月前被张某以“帮忙介绍业务”
的名义拉拢,此后一直在为张某通风报信。
江辰当即通知钱志强对这名内鬼实施控制。至此,这个窝案从核心到外围,从贪腐者到通风报信者,全部落网。
专案组收网的消息传到厂里的时候,正是上午交接班的时间。
上万名职工聚集在厂区广场上,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他们自地从车间里走出来,站在晨光中,看着厂门口那几辆闪着警灯的黑色轿车。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喊口号,只是一片沉默的人群,和偶尔响起的几声被压低到几乎听不到的抽泣。
那位给江辰写信的老高站在人群里,手里攥着一顶已经磨得白的蓝色安全帽,眼睛红了。
他旁边一个年轻工友轻声问他:“高师傅,以后咱们厂会好吗?”
老高没有回答,只是把那顶安全帽戴在头上,用力地正了正帽檐。
秦国强被带离厂区的时候,从车窗里看到了那片沉默的人群。他低下了头,再也没有抬起来。
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追回的资金在上级部门的监督下,分批退入了这家国企的账户。三点二亿——这个数字比专案组最初估算的还要多。
这些钱,一部分被用于补工人被拖欠的绩效工资,一部分被用于更新厂里那些已经老化的生产设备,还有一部分被纳入了职工的补充公积金和年金账户。
三个月后,中纪委会同国资委对该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整改重组。新的领导班子由全体职工参与选举产生——这是这家国企建厂几十年来,第一次由工人投票选厂长。
投票那天,江辰收到了老高来的一段视频。视频里,厂区广场上摆着一排红色投票箱,工人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把手里的选票投进箱子里。
有人投完票之后站在旁边看了很久,才转身离开。有一位老工人,投完票之后没有马上走,而是站在投票箱前,用手轻轻拍了拍箱子,轻声说了一句:“这辈子第一次选厂长。”
新厂长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秦国强办公室里那套真皮沙搬走,换成了普通的布艺沙。
第二件事,是把工资表重新核算了一遍,全厂职工平均涨薪百分之十五。
第三件事,是恢复了那个老会计的退休金——五年前因举报秦国强被开除的那个老会计。
新厂长亲自把补的退休金支票送到他家里,七十岁的老人接过支票的时候,哭得说不出话。
所有这些消息,江辰都是通过手机知道的。老高每周都会给他一条短信,告诉他厂里的最新变化。有时是食堂新增了菜品种类,有时是某个车间的设备终于换了新的,有时是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厂里给了奖学金。
最后一条短信只有一行字。
“江辰同志,今年,我们涨工资了。车间里的兄弟们说,今年过年,每家能多买十斤猪肉。”
江辰把这条信息看了好几遍。他没有回复。只是打开手机备忘录,在已经列得满满当当的案件清单最下方,写下了四个字。
“不止于此。”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拿起桌上那份新的案卷。那是刚从中纪委信访室转来的另一份群众来信,寄自某县的一所山村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