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鸣知道这些报道是谁安排的,也知道它们的作用——制造舆论压力,影响法官的判断。
还有那个录音机,作为证据被警方收走了,连同那盘磁带。周建平知道后,只问了一句:“东西还能还我不?”
陆鸣说可能暂时还不了,周建平点点头,也再没问第二句。
这二十二天里,陆鸣几乎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他在准备一件事:出庭作证。
……
八月十号,早上八点半。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陆鸣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抬头看着那枚国徽。阳光照在上面,烫得晃眼。
身边有人靠近。
侧头一看,是夏雪。她穿着一条素净的白裙子,头发扎起来,脸上没有化妆,干干净净的。
这二十二天她瘦了一些,但眼睛比之前更亮了。
“紧张吗?”
她问。
陆鸣摇头。
“骗人,”
夏雪说,“你手指在抖。”
陆鸣低头看了一眼。确实在抖。
不是紧张,是另一种东西。这具身体里属于陆鸣的那部分,正在剧烈地波动——因为这一天,原着里从未有过。
“走吧。”
他说。
两个人并肩走进法院。
林华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他穿着借来的白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但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紧张,是一种陆鸣看不懂的复杂。
“怎么了?”
陆鸣问。
林华张了张嘴,没说话。旁边有人替他回答了:“他怕。”
说话的是个中年女人,站在林华身边。陆鸣认识她——林华的妈妈,一个在船厂食堂干了二十年的普通工人。
“林华昨晚一宿没睡。”
她说,“跟我说,妈,我怕。我怕得罪人,怕以后在船厂待不下去,怕那些人报复咱家。”
林华低下头。陆鸣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林华,”
他说,“你不用——”
“不。”
林华抬起头,打断他,“我要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