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第一场霜,夜里悄悄落了下来。
杨家小院的枣树枝头挂了一层薄白,晨光斜斜地照上去,亮晶晶的,像落了一树碎盐。孙氏推开门,一团白气呼地扑出来,她打个寒噤,又赶紧把门掩上。
“今儿个可真冷。”
她搓着手回灶间,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苗蹿起来,舔着锅底。
杨冬梅从里屋出来,脖颈上围着那条红围巾——去年攒的毛线,孙氏熬了好几夜织的,针脚细细密密,暖得像揣了个小炉子。她低头把流苏理齐整,听见院子里车链子哗啦啦响。
杨平安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又回头嘱咐:“四姐,今儿怕要下雪,多穿点。”
顿了顿,他像是随口一问:“江同志该到部队了吧?”
“算日子……该到了。”
杨冬梅垂下眼睛,手指还绕着围巾的流苏,一圈,又一圈。
杨平安没再多说,跨上车走了。车轮碾过霜冻的地面,留下两道浅浅的白印子,一直延伸到巷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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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的教室里生了炉子,铁皮烟囱从窗户伸出去,冒着一缕一缕的青烟。孩子们还是冻得缩手缩脚,写字的右手露在外头,指尖红彤彤的。
杨冬梅站在讲台上,念《卖炭翁》。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她念到这里,忽然顿了一下,目光移向窗外。灰白的天空低低压着,树枝光秃秃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这样的天,西北该更冷了。
“老师,”
一个学生举手,声音脆生生的,“卖炭翁为什么希望天更冷?他不冷吗?”
杨冬梅回过神,垂下眼睛笑了笑。
“因为他要靠卖炭换饭吃呀。”
她放慢语速,“天越冷,炭越好卖。他宁愿自己挨冻,也得让家里人有口粮。”
教室里静了一静。孩子们眨着眼睛,似懂非懂,但都听得认真。窗外的风吹动窗纸,簌簌地响。
下课后,杨冬梅回到办公室。周老师正批改作业,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从镜框上方看她一眼,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振华来信了。刚到。”
信封上的钢笔字一笔一划,工整得像印出来的:“杨冬梅同志亲启”
。落款没有街道,没有门牌,只有一串简单的信箱编号。
杨冬梅接过来,指尖蹭过信封粗糙的纸质,心忽然跳得快了。
“回你屋看去。”
周老师声音低低的,摘下眼镜擦了擦,“这儿人多。”
杨冬梅点点头,把信夹进教案本,一直捱到中午休息,才一个人走到操场边的老槐树下。
石凳上落了霜,她用手绢擦了又擦,坐下来。
拆信的时候,指甲怎么也对不准封口,索性轻轻撕开一道边。
信纸是部队那种发黄的薄纸,钢笔字还是一笔一划:
“冬梅同志:
我已安全抵达部队。一路顺利,勿念。
西北已入冬,比家里冷得多。营房外就是戈壁,夜里风大,吹得电线呜呜响。但白天太阳好时,天蓝得透明,能望见远处的雪山,山顶的雪终年不化,太阳照着,亮得晃眼。
你问我西北是什么样,上次回信写得太简略。这里确实荒凉,百里不见人烟,有时候一整天只能看见几只鹰在天上盘旋。但每天清晨出操,太阳从戈壁尽头升起来,把整片大地染成金红色,站在那儿,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保重身体。等我下次探亲。
江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