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血及其他
刘齐
刘齐,1951年12月生于沈阳,知青,工人,干事,编辑,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刘齐幽默散文丛书》、《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一年签一次婚约》、《形而上下》、《幻乡魔迹》等。
见血
1975年我在沈阳工厂报考工农兵学员,费了很大劲儿,即将成功,忽然就说不行了,家庭不行。我很受刺激,咬唇,愤。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
。我是厄而写杂文。别说我少年狂妄,自比圣人,当时风气粗鄙,管孔子都不叫孔子,叫孔老二。
为啥写杂文?那时认为,杂文是天下第一妙文。中国那么多名家,**单挑出鲁迅一人,让大家崇拜,鲁迅就是写杂文的。我找了两张账簿硬皮儿,夹住一沓白纸,钉牢,开始奋斗。
鲁迅经典名言:杂文是匕和投枪。我理解,不能挠痒痒,得见血。让人民见血不中,说轻了是误伤,说重了是刽子手。得让敌人见血。这个不难,中国缺粮缺电,就是不缺敌人,国际的另说,单是自家的,从大内奸到小流氓,就层出不穷,如雨后的蘑菇。蘑菇不妥,如狗尿苔。
可是,用杂文收拾小流氓,规格太高,况且,主席也没这个教导。擒贼先擒王,那就擒主席觉得最危险的大人物。这样的大人物很多,主席隔三差五就揪出一个。我于青春年少的奋斗期,曾在练习簿上多次攻击过他们。
1975年刘齐在工厂宣传部办公室。
我很用功,天天写,写不出硬写,硬写也愿意,仿佛做俯卧撑,多做一下是一下。方法,跟流行的路子相仿:先研究宣传口径,揣摩上意,然后,选一个小典故,挂一个大道理,以点带面,以一斑窥全豹,说开去,及其他。时不时地,点缀几个鲁迅爱用的字眼儿,比如:“罢”
、“大抵”
、“很有些”
,等等,左勾勾,右抹抹,就以为是杂文了。写作时,恍恍惚惚的,总有一种东西罩着自己,亮,神圣,雄浑壮阔,不用人类和革命这种大词汇,很难加以描述。此外,还有些具体的企图,比如出名,比如让人佩服,藏着,不说出来。
经过无数次历练,终于有一天,《辽宁文艺》——现在叫《鸭绿江》月刊,采用了我的一篇杂文。生平头一回上文学杂志,高兴啊,恨不得全省人手一册,一二三,统统翻到我那页,喝彩。有人给班上来电话,甚至希望,那是一位女性,用美丽的细嗓子说:是刘齐同志吗?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
这种心情没持续多久,局势骤变,世界轰隆一声,颠了个个儿。我惊愕,兴奋,跟着人们一起欢呼。电话铃响,又每每不安,怕有庄严声音问:我们都拥护邓小平,你居然,如此混蛋!
说我混蛋,是有证据的,白纸黑字,捂不住。我那篇公开表的杂文,叫“论风源”
,矛头所指,恰是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文中除了上纲上线,横斩竖劈,还引了宋玉《风赋》里的一句:“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看上去比较有学问,其实是从报上抄的。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叫“青萍”
。
懊悔之后,仍想做上进青年,便重操匕投枪,顺着报刊的指引,刺向另一拨敌人,与老敌人相反的新敌人。这样砍砍杀杀,又过了一段时光,渐渐开始厌倦,反感自己,也反感我那种路子的所谓杂文,一遇到就烦。批判对象见血没见血,无从知晓,我自己倒是见了血,一摊一摊,在胸间,在储存疼痛与羞愧的地方。
2oo6年5月6日
历史的大水盆
饭后无事,说一则荒诞岁月的荒诞经历。
多年前,我从农村抽调回城,在工厂搞过一段宣传,官衔:党委宣传部干事。有一回,我奉部长之命,到车间了解一个人的情况。车床、铣床、刨床旁边,五六个师傅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言,小豆干饭——闷起来看。可怜我那时刚2o岁出头,业务上还不熟练,阅历也浅,只以为自己的学生腔太重,让大家见外。现改又来不及,怎么办?记录本平摊着,刷白刷白,一个字没有。
闷了一会儿,一个师傅憋不住了:“你打听这个人,为的是啥?是想批判还是想表扬,给个痛快话。”
我赶紧说:“是表扬,是想登厂报。”
师傅嗨了一声,嘻嘻哈哈道:“你咋不早明确,我们也好有个遵循。”
“是啊,”
另一位师傅也开口了,“他要是红花,咱就添一把绿叶;他要是让公安局逮了,咱就挖他阶级根源,横竖不能让你空手回去。”
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也说得我恍然大悟,群众果然如主席所说,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讲什么,不讲什么,心里明镜似的。
看到这里,搞宣传的人,或写材料的人,亲爱的同人们,各位应该会心一笑。你们笑不笑?你们不笑,反正我笑,我不笑别人,笑我自己,尽管笑起来有点儿疼。我点灯熬油,辛辛苦苦,写过不少“县团级”
的典型材料,一二三四,因为所以,当时很满意,现在想起来却脸红。当然,这事不能全怨我,按惯例,我可以把责任像盐碱一样,泡到历史的大水盆里,溶化得杳无踪影。但我仍然不好受,“水”
是苦涩的,毕竟不能与你无关。
如果单就写材料而言,路子不对似乎纠正了就行。问题是写材料这件事对我的生活方式影响很大,不知不觉竟渗入到心肝肺腑,以致言谈举止、气质性格都生了某些变化,总之,不那么真实可靠了。
这样一来,就相当糟糕。比如看领导眼色行事这一条,我就没少干过,自己也讨厌,誓不干了,却总犯戒。
**说:“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
不是机会主义头子,就容易改吗?也不容易。
中国有一条常用语,平日生活和影视里屡见不鲜——“我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平民这么说,干部这么说,连骄横无忌的匪旅长匪参谋长也这么说,盖因大家都拿不准主意,或假装拿不准主意,因此要试探一下,听话人究竟是什么价值取向。久而久之,是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集体无意识?
1997年1o月
我的一篇报道稿
搬家,收拾旧物,现一篇妙文,是我在沈阳工厂时写的一篇新闻报道稿,刊登在多年以前的厂报上。心中立刻百感交集,堵得慌,也闹得慌。
那是七十年代,我在沈阳鼓风机厂宣传部当干事,主要任务就是编辑出版厂报。这一篇稿子以“本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