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臬司衙门监狱,关押重犯的地方。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监狱,曾关押过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如今又将成为这位“红灯圣母”
的终点。
廖观音被扔进最深处的女囚房。牢房三面石墙,一面木栅,地上铺着霉烂的稻草,墙角有个便桶,骚臭味混着潮气,熏得人睁不开眼。
唯一的光源,是栅栏外走廊上那盏长明灯——豆大的火苗,在穿堂风里摇曳,把影子拉长又缩短,像徘徊的鬼魂。
她肩上的伤口彻底恶化了。
没有药,没有干净的水,脓血把粗布绷带浸透,粘在皮肉上,撕下来时连皮带肉。烧,一阵冷一阵热,冷时牙齿打战,热时汗如雨下,浸湿了身下的稻草。
但自始至终,她没哼一声。
腊月初十(1月7日),第一个提审的人来了。
是岑春煊的幕僚汪海如。这个绍兴师爷出身的文吏,奉总督之命来“摸清底细”
。他隔着木栅栏看见廖观音时,愣住了。
这和他想象中“青面獠牙的女匪”
完全不同。
牢房角落,一个瘦弱的身影蜷在稻草上。粗布囚衣破了好几处,露出的手腕细得仿佛一折就断。头散乱,但看得出原本梳得很整齐——用一根褪色的红绳扎着,那是红灯教的信物。
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
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干裂起皮,但眼睛清亮得惊人。看见汪海如身上的官服,她没什么表情,只是慢慢坐直身体——尽管这个动作让她疼得眉头微皱。
“大人,”
她开口,声音沙哑但平静,“我便是廖观音。要杀要剐,随你们。”
汪海如一时语塞。准备好的威逼利诱,在这双眼睛面前,竟有些说不出口。
他让人打开牢门,走进去,在狱卒搬来的凳子上坐下。
“你……多大了?”
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荒谬。
廖观音看着他,似乎觉得这问题有趣:“按官府的说法,光绪十年生,今年该十八了。”
十八。汪海如心里一颤。他女儿也十八,正在家学绣花,准备嫁人。
“为何造反?”
他定了定神,回到正题。
“为何?”
廖观音笑了,笑容里有种越年龄的沧桑,“大人吃过观音土吗?见过七岁的孩子饿死在自己怀里吗?见过洋神父带着教民,把你家祖坟平了盖教堂吗?”
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
“我们不想造反。我们只想活。”
汪海如沉默。他知道这些都是实情。他来四川三年,见过太多这样的惨状。但他是官,有些话不能说。
“你可知,你害了多少人?”
他换了个角度,“跟着你造反的,死了多少?被牵连的,又有多少?”
廖观音直视他:“清军杀的人,比我多十倍。洋教堂害的人,比我多百倍。大人怎么不去问他们,知不知罪?”
汪海如无言以对。
那次提审,持续了一个时辰。廖观音有问必答,不隐瞒自己是“犯”
,但反复强调:“我们反的是欺压百姓的官,是霸占田产的洋人。我们没杀过一个无辜百姓。”
最后,她忽然问:“大人,我弟弟……廖二娃,葬在哪儿了?”
汪海如不知。他只能含糊道:“官府会妥善安置。”
廖观音点点头,没再追问。只是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汪海如以为她在哭,但抬头时,她脸上没有泪,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
汪海如回去向岑春煊复命时,说了句心里话:“此女……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