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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3章 增值税制（第1页）

听到张文弼这么说，冯天禄立刻说道：

「张大人，本官也愿意联署，奏疏可以通过通政司的渠道送上去，直接送到苏检正那边。」张文弼明白冯天禄的意思，冯天禄是通政司下的江河通政署主司，他可以通过通政司内的渠道，更快地将奏疏送到京师。

而且他愿意联署，张文弼自然乐意。

张文弼起草奏疏，又交给冯天禄过目，立刻通过快船送往京师。

这次联署之后，张文弼和冯天禄两人，多了几分惺惺相惜的感觉。

他们干脆留在九江，一边操持长江中上游邮政船招标的事情，一边等待朝廷的回应，等待朝廷如何解决税卡的问题。

京师，中书门下五房。

苏泽展开奏疏，迅看完。

张文弼和冯天禄这份联署奏疏写的极为漂亮，他们详细记录了长江下游流域税卡林立的问题，也敏锐的预感到了其中的危害。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两人的职权范围。

不愧是杨尚书举荐的人啊！

苏泽不由得感慨，杨尚书果然是大明第一伯乐，他举荐的人才，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出众，人品也是过关的！

若非心中有大义，当官的是不会冒著得罪地方同僚的风险，上这样的奏疏的。

作为穿越者，苏泽当然知道税卡的危害。

地方为了多收商税，到处设卡。商人缴税是应有之义，但这样层层盘剥，反而阻塞了流通。这些年来，地方官府对于商税的态度，逐渐生了变化。

最开始，最抵触商税的就是江南地区了。

但随著常州府、松江府上海县开征商税之后，其他几个江南的府也撑不住了。

隔壁开征商税，等于将税收都抽走了。

于是江南的几个府县，都纷纷请奏开征商税，朝廷开征商税的府县越来越多。

这一点，在权知新政实行以后，越的明显。

新官「权知」一年，那想要做出成绩来，地方官府就要有钱。

田税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张居正掌控的户部，又对于杂税的征收十分谨慎，严查地方上的苛捐杂税于是乎，商税就成了地方官府要增长收入的最佳选择。

而且朝廷也规定了，开征商税的地区，可以开吏科试，用考试招募更多的吏员，并且朝廷还有专门的教育资金扶持，帮助地方开设小学。

结果就是，沿著长江流域逆流而上，越来越多的府县开征商税。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正好符合苏泽的「四民道德说」，也就是「商人有纳税的道德」。

可是地方治理，素来有一个钟摆理论。

钟摆理论，就是政治上总是出现一种左右摇摆的现象。

从地方上极力反对开征商税，到地方上到处设立税关，滥征商税，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在户部的报表上一片欣欣向荣，各省商税飞快上涨的时候，滥征多征，设卡抽税的问题又出现了。其实这种事，原时空就生过。

清后期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允许地方团练设立厘关，征收厘金。

这项权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廷都没能收回，东南各省通过厘金，获得了中央财政外的收入。清末能生东南互保，其基础就是这厘金收入。

其实不仅仅是清末，近代法国、德国都生了这样的事情。

苏泽想起了自己读书时候的课文，《多收了三五斗》里写的是农民，可道理相通。

税卡一多，成本就摊到货价里，最后还是百姓掏钱。

货流慢了，价贵了，厂子出货也难。

他铺邮政、造新船、改漕运，是要让货快起来，让作坊敢开工，让商人敢贩运。

现在倒好，路上处处是关卡，船跑得再快，也得停下来缴钱。

这种税卡横行，破坏的是整个大明的商业活力。

以邻为壑，以邻强征，这样的商税，根本不是苏泽设想的，对商人利得征税反哺朝廷，而是朝廷利用商税盘剥商贾百姓。

效率是更大的问题。

商业展在于流通，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下，就算是形成地方工商业，就不过是一种垄断下的特权工坊。

垄断就能赚钱，那还搞什么技术竞争技术进步。

那就和清末实业一样，所谓实业，不过是依附于权贵的敛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