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瑞士银行卡他查过了,余额是八千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将近六个亿。
而那枚U盘里的录音,他只听了三个就不敢再听下去了——每一个录音里出现的名字,都足以让整个河岳官场再震上好几震。
他把文件袋重新封好,放进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关上保险柜的钢门时,他犹豫了一下,又打开了,把那个银色的U盘单独拿了出来,放进了自己的贴身口袋里。
然后他坐在皮椅上,望着窗外的大雪发呆。陶向明走之前说的那番话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
他认识陶向明二十三年,从没见过这个人后悔。陶向明在他的印象里永远是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哪怕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也从不失态。
但今天下午,那个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大雪说出“二十万一条命”
的陶向明,和他认识的那个陶向明,判若两人。
是什么让一个人在走到绝路的时候突然开始后悔?是对刑罚的恐惧?是对失去权力的不甘?还是真的良心发现了?钱伯钧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
窗外,雪停了。铅灰色的云层裂开一道缝,露出一线苍白的天空。远处矿区的机械轰鸣声隐隐传来,在这座城市的血管里永不停歇地轰鸣着。
钱伯钧从皮椅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那片在雪后初霁的微光中若隐若现的矿区。
他忽然想起来,二十三年前,他第一次见到陶向明的时候,也是在这样一个雪后的下午。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刚从矿校毕业的穷学生,在矿务局门口等着面试,冻得瑟瑟发抖。
陶向明当时是矿务局的副局长,从楼里走出来,看到他缩在门口,顺手把自己的军大衣披在了他身上。
“小伙子,怕冷就别下井。要下井就别怕冷。”
那是陶向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二十三年过去了,他从一个穷学生变成了河岳最有钱的煤老板之一,陶向明从副局长变成了省政协副主席。他们一起经历了煤炭黄金十年的狂欢,一起在每一次政策变动中闪转腾挪,一起把河岳的煤炭变成了自己口袋里的金库。
而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
钱伯钧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银色的U盘,在掌心里攥了很久。然后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你好,哪位?”
“是李东沐书记吗?”
钱伯钧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是钱伯钧。我有东西要交给您。”
钱伯钧说出那句话之后,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的沉默漫长得像一整个冬天,窗外雪虽然停了,但风还在刮,卷起屋顶上的雪沫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钱伯钧,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李东沐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我知道。”
钱伯钧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但声音却出奇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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