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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南京条约订国耻（第1页）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长江口的梅雨季笼罩着连绵阴雨，吴淞口的炮台群在雨雾中若隐若现，67岁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帅部严阵以待。远处，英国舰队正在驶来——璞鼎查的“长江战略”

正式启动，这支由25艘战舰、名士兵组成的侵略军，目标直指长江下游的咽喉要地。三个月后，当英国旗舰“皋华丽号”

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时，清王朝的“天朝上国”

幻象彻底崩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此签订。

1842年6月16日黎明，吴淞口的雨停了，江面泛起薄雾。陈化成登上西炮台，望着逼近的英舰，对身边的士兵说：“我从军数十年，今日当以死报国。”

（《清史稿·陈化成传》）吴淞口是长江门户，分为东、西两炮台，共配备大炮17o余门，由陈化成亲自驻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驻守宝山城。

清晨7时，英军“威里士厘号”

率先开炮，炮弹呼啸着砸向炮台。陈化成下令还击，西炮台的“红衣大炮”

怒吼起来，一炮弹击中英军“布朗底号”

，打死舰长以下2o余人。激战中，陈化成“身先士卒，自执旗指挥”

，手臂被弹片划伤仍坚持督战，士兵们“见老帅如此，无不奋勇”

，连续击退英军三次进攻。

然而，驻守东炮台的参将崔吉瑞未战先溃，英军趁机登陆，从侧后方包抄西炮台。更令人无语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听闻“初战获胜”

，竟率仪仗队前来“督战”

，被英军现后一顿炮轰，牛鉴吓得“丢冠弃靴，混入溃兵中逃窜”

，导致宝山城不战而陷。

英军前后夹击西炮台，炮弹如雨点般落下。陈化成的亲兵劝他撤退，他怒斥：“奉命守台，死而后已！”

最终，一炮弹击中他的胸膛，老将轰然倒地，临终前仍高呼“开炮”

。守卫炮台的8oo余名士兵“无一人投降”

，全部战死，西炮台陷落。

吴淞口失陷后，英军沿黄浦江而上，6月19日占领上海。英军在上海“劫掠道库银5o万两，焚烧县衙”

，甚至将城隍庙的神像推倒，当作射击靶子（《上海县志》）。陈化成的死成为长江战役的缩影——清军虽有忠勇之士，却挡不住整个体系的腐朽，正如时人感叹：“一将忠勇，难挽万军溃散。”

占领上海后，英军休整十日，继续沿长江西进。璞鼎查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控制长江航运，切断江南漕运（当时北京8o%的粮食依赖江南漕运），迫使清廷彻底屈服。

7月13日，英军进攻江阴，守将尤渤率2ooo清军抵抗，因“大炮射程不及英舰，士兵多为新兵”

，激战半日后退守无锡。7月21日，英军抵达镇江江面，这里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一旦失守，漕运将完全中断。

此时的清廷已无可用之兵。道光帝调往江南的“援军”

多是“从各省强征的壮丁，未受训练，手持木棍者过半”

；两江总督牛鉴逃亡后，江南官场“人心惶惶，官员争相携家眷出逃”

。道光帝在谕旨中哀叹：“江南兵勇，无一可用，奈何？”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七）英军则凭借蒸汽战舰的机动性，在长江中如入无人之境，甚至“派小船测量水道，清军竟不敢过问”

。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中最惨烈的城市保卫战。镇江城周长九里，仅有清军16oo人（其中八旗兵11oo人，绿营兵5oo人），由副都统海龄（满族）指挥。海龄深知兵力悬殊，战前将家眷安置在衙署，誓言“城亡与亡”

。

1842年7月21日清晨，英军分三路攻城：一路攻北门，一路攻西门，一路佯攻南门牵制。海龄亲自在北门督战，八旗兵“登城死守，以石块、滚木击敌”

，甚至“绑缚炸药包冲向英军”

。激战至中午，英军炸开北门城墙，涌入城内。

巷战随即展开。八旗兵“依托民房，与英军逐屋争夺”

，海龄的亲兵在衙署周围组成防线，“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海龄的儿子战死，他本人“身被数创，仍挥刀斩杀数夷”

，最终自焚殉国（一说战死）。英军占领镇江后，为报复抵抗，纵兵屠城：“烧杀三日，死者万余，妇女投江者不可计数”

（《京口（镇江）见闻录》），繁华的镇江城沦为废墟。

此战，英军付出“死亡39人，受伤13o人”

的代价（远此前历次战役），是鸦片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评价：“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