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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年前，這樣的交易會嚇得他心驚肉跳，可到了今天，他已經對此見怪不怪了，畢竟自從十八世紀以來人人都這樣做，坐在王座上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甚至如今王位都不存在了，可這些潛規則卻依舊還在這裡，甚至還有延續到下個世紀去的趨勢。

呂西安並沒有打算賣掉他的不動產，因此他手頭也就沒有足夠的現金來買下宅子，如果他想要現金的話，那麼又需要向阿爾方斯借一筆款子，但他已經決定要把自己的信貸額度留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如果他要從阿爾方斯那裡借一百萬，那麼這些錢必須能給他帶來兩百萬的收益才行。

當他在想著這些事情的時候，馬車已經駛入了杜·瓦利埃先生的宅邸大門，宅邸主人的馬車就停在台階前，呂西安的馬夫將馬車停在了這輛車的後面。

呂西安剛要下車，杜·瓦利埃先生卻從大門裡出來了，他朝著呂西安擺手：「您不用下車了，我們現在就出發！」他說著就跳上了自家的馬車。

「跟上前面的車吧。」呂西安向馬車夫命令道。

兩輛馬車一前一後，從杜·瓦利埃府邸的大門駛出，沿著聖奧諾雷街一路向前，再左轉上羅亞爾街，穿過協和廣場，國民議會所在地波旁宮那立柱式的外立面就出現在塞納河的對岸。這裡過去曾是路易十四為私生女兒波旁公爵夫人所建造的宅邸，拿破崙為了讓它與河對岸的瑪德萊娜教堂的古典主義風格相對稱，下令將這座宮殿臨塞納河的一面改成了同樣的古典主義風格，自從183o年之後，這裡就成為了國民議會的所在地。

當兩個人抵達時，這座共和國的民主聖殿的台階下，已經停滿了馬車，有一些屬於議員，更多的則是屬於來打探消息的記者，來尋找機會的冒險家和來攀關係的商人。三教九流的人都擠在這權力的乳頭下方，試圖吮飲上一滴美味的乳汁。對於這些人，民主的聖殿都敞開大門歡迎，憑他們進去各顯神通，用自己攜帶的祭品去打動神殿裡的神靈。

作為這些「神靈」當中的一員，杜·瓦利埃先生和呂西安自然享有特權，他們的馬車可以停在大門口最好的位置上，之後又有殷勤的執達吏將他們帶進會場。

英國國會的下議院是長方形的，一張長桌將大廳隔開，執政黨和反對黨的議員各坐在一邊，如同對壘的兩軍，而發言的代表就是叫陣的騎士；而在海峽對岸，波旁宮的會議廳則呈現半圓形，如同古羅馬的劇場，演講台位於最下方，而一排一排的座椅就如同不斷向上延展的山丘，無數的議員俯視著演講台，就像是觀眾在觀看一場戲劇表演。

但不應當忘記的是，古羅馬的圓形劇場，其結構與鬥獸場大同小異，而比起按照劇本演繹的戲劇，更多的人還是鍾愛血腥的表演。在現代社會裡，這樣的表演時不時地也能在這個大廳里見到。而在那樣的時候，議員們會懷著激動的心情注視著演講台上的那個可憐人被生吞活剝，他們則為此鼓掌叫好。

但至少，這種事情在今天不會發生，畢竟這只是本屆議會開幕的第一天而已。

進入了大廳，呂西安就和杜·瓦利埃先生分開了，他的資歷較淺，所以只能在後排就坐，而杜·瓦利埃先生則能夠坐在他前面三排的位置。

早上十點半，法蘭西共和國的一屆議會開幕了，在雄壯的《馬賽曲》的伴奏聲中，議員們向高懸在大廳里的三色旗宣誓效忠，即便他們當中為數不少的人對這面旗子恨之入骨，早就想要用一面他們更加傾心的旗子來代替它了。

效忠儀式結束之後，議員們就開始6續離場，就好像是那些看了一出爛戲的觀眾，當第一幕演完就紛紛離開劇場似的。

呂西安看到杜·瓦利埃先生給他做了一個手勢，而後就站起身來，朝門口走去，他連忙跟在後面，「我們現在就走嗎？」

「今天沒什麼有意義的辯論，畢竟才是第一天嘛。」杜·瓦利埃先生打了個哈欠，「我帶您去參觀一下，然後我們就去吃午飯吧。」

呂西安跟著杜·瓦利埃先生，兩個人先是參觀了有著橡木壁板和古樸壁爐的議員休息室，而後是彈子房，圖書室，甚至還有一個小小的餐廳，不過按杜·瓦利埃先生的話說——「只有對生活徹底失去興的人才會在這裡用餐」。

他們在波旁宮裡轉了一圈，走出了大門，在門口的台階上等待執達吏去叫他們的馬車駛過來。早上起天空就陰沉沉的，如今更是下起了細密的小雨，讓議會大廈前的交通狀況更加混亂了。

一個留著有些滑稽的大鬍子的中年人從大廳里走了出來，他為數不多的幾根頭髮被風吹到後面，露出光滑的腦門。他手裡拿著一把雨傘，正要撐開時，看到了站在一旁的杜·瓦利埃和呂西安，於是他暫且放下雨傘，朝兩個人冷淡地鞠了個躬。

呂西安連忙向他回禮，可當他抬起頭來時，那個人已經走下了台階，他撐著雨傘從馬車當中穿過，消失在了人流當中。

「這個人是誰？」呂西安有些好奇，如果他是議員的話，為什麼不坐馬車呢？

「很多人叫他『老虎』，」杜·瓦利埃先生乾笑了兩聲，「他的名字是喬治·克列蒙梭，或許您聽說過他？」

「似乎是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呂西安在腦海里檢索著自己的記憶。

「他是巴黎第十八區的議員，」杜·瓦利埃先生用手梳理著自己漂亮的鬍子，「也是一位執業醫師，在他的診所里一邊會見選民，一遍給人瞧病，您瞧，他不光要治療人體的疾病，還要醫治社會的疾病。他創立了一家報紙叫《正義報》，說話很難聽，寫稿子的也都是些激進分子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好像他的一位合伙人還娶了一位社會主義理論家的女兒……我記不清他的名字了，是一個普魯士人，似乎還被他的政府驅逐去了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