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中有一种近乎共识的理论,那就是免死、免刑,用监禁代替肉体上的惩罚。
这样的做法显得更人性、更理想,并且能让罪犯悔改。
边沁的“圆形监狱”
理念在十九世纪传播甚广,强调通过持续监视实现心理威慑和道德改造。
同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为其站台,他们觉得犯人也是重要的劳动力,可以为国家赚取钱财抵消镇压费用。
不过就历史而言,这种做法经常适得其反,不但不能让人“悔改”
,反而会成为激进思想传播的温床,更会革新理论。
而且十九世纪所谓的监狱经常会变成风能进、雨能进、叛乱者能进、投机者能进,只有国王不能进。
监狱不但关不住那些人,更管不住,最终往往是让温和者变得激进,激进者变得更加激进。
当然弗兰茨也不是那种喜欢滥杀之人,他始终觉得公审是个不错的做法。
不过弗兰茨并不会像美国打击恐怖分子一样先射箭,再画靶,如果真能审出来一个没什么大罪大恶的人,那么弗兰茨不介意先将其关起来让子弹飞一会。
此时的那些叛乱分子不说十恶不赦吧,但从法律角度讲被枪毙个十几回应该是不冤。
实际上弗兰茨完全不用考虑给他们罗织罪名或者有冤杀、错杀的情况,维也纳派去的法官还要尽量抚平民众的情绪将罪名控制在人们可接受范围之内,不要让仇恨冲昏了民众的头脑导致事情的影响更加恶化。
非要用一句话来评价这群叛乱分子里的所作所为,那只能说是每一个是人,没干过一件人事。
用罄竹难书、恶贯满盈来形容他们显得太过单薄,罪恶或者邪恶也太过轻描淡写。
相比之下之前在维也纳抓出来的那些恶人似乎还不够恶,有些罪行甚至无法公开,因为全部公开可能会造成过于恶劣的影响。
弗兰茨唯一愁的问题是埃斯特哈齐亲王提供的叛乱分子名单中有三分之二都已经失踪。
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趁乱逃跑了,剩下的要么是死在乱战之中,要么是找地方躲了起来。
最难确认的就是死亡,比如马克雷,有人说他被炮弹炸死了,但是尸体已经残破不堪根本无法辨认,仅凭一串带血的项链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好在经过不断的掘、拼接,终于从仓库的废墟中找到了一个左腿上有两道贯穿伤的尸体。
马克雷年轻时曾经是一名骑兵直到他的腿中了两枪。。。
尸体的辨认工作非常困难,因为当时除了一些大人物以外身份信息都非常少。
不过那些小人物的尸体也没人关心,要工作是确认主谋和核心成员的死亡。
其实弗兰茨搞公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民众参与进来,揭露真相、匡扶正义的同时防止出现所谓的烈士和殉道者。
马克雷之所以会最后一搏,会打着捷克民族主义的大旗就是因为这面旗帜太好用了。
仿佛只要竖起这面大旗之后一切罪恶就不存在了,他的一切过错都可以被凭空抹除,事后只要一句“论迹不论心”
就能被封为圣人、英雄。
弗兰茨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要将他们留在这世上的一切都砸的稀巴烂,无论是势力,还是名声。
但弗兰茨这样的做法究竟能唤醒多少人还不清楚,他只能是尽力减少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数量。
弗兰茨从未声称在奥地利帝国境内某一民族高于其他民族,过去没有,现在不会,以后更不可能。
奥地利帝国的性质注定它不可能赋予某一民族过高的权利,除非他是奥地利人。
当民众愿意全力配合的时候政府的工作效率真的可能会到达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在民众们的举报下那张名单上隐藏在布拉格的人物快落网,奥地利帝国的边境监察机构也在全力以赴那些试图逃离的人也大多落入法网。
再加上之后的公审,那些行踪更加诡秘的核心成员也被逮捕。
不过依然有几条大鱼还没浮出水面,那就是切尔尼伯爵和那个布拉格警察署的署长哈谢克。
反倒是那个传闻中十分了不得格尔会长刚离开布拉格就被手下人背叛,最终落得个弃尸荒野的下场。
除了这几条鱼以外,其他人都已经基本到案,整个地方势力也已经被摧毁,遮蔽波西米亚数百年的乌云终于被撕裂、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