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春天,国务院外事办的办公室里总飘着淡淡的茶叶香。顾从卿刚放下听筒,指尖还残留着老式电话的微凉触感,对面的秘书已经把整理好的文件推过来:“顾主任,这是香港回归后份对外经贸合作清单,英国驻华使馆刚才来电话,想下周安排一次会谈。”
他翻开文件,纸页上密密麻麻列着合作项目,从金融到航运,字迹工整得像排好队的兵。“告诉他们,下周三上午十点,”
顾从卿用红笔在日历上圈出日期,笔尖顿了顿,“会谈时把香港特区政府的代表也请上,毕竟现在是‘一国两制’,主场得让他们站中间。”
秘书刚走,门又被推开,进来的是港澳台事务司的老张,手里捏着份电报:“香江那边传来消息,英国驻港总领馆想办场纪念活动,说是‘回顾合作历程’,您看……”
“历程可以回顾,但得把‘回归’两个字嵌进去。”
顾从卿端起搪瓷杯,热气模糊了镜片,“告诉他们,场地可以用,但致辞里必须加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框架下’,少一个字都不行。”
他想起去年回归大典上,五星红旗在香江升起时的模样,那面红得晃眼的旗,是所有外事工作的底线。
这阵子办公室的气氛有些微妙。走廊里碰面时,老同事们打招呼的语气都带着点小心翼翼,偶尔有人压低声音问:“听说了吗?八月份可能有变动。”
顾从卿从不接话,只是把桌上的文件理得更整齐些——不管怎么变,手里的事总得干利落。
下午去参加部里的会,议题绕不开“机构调整”
。散会时,老部长拍着他的肩:“从卿啊,你在香港回归筹备组待了三年,情况熟,接下来不管到哪个岗位,把香江这摊事交接好。”
他点头,口袋里的钢笔硌着肋骨,那是1984年签《中英联合声明》时,老领导送的,笔帽上的漆都磨掉了,却一直带着。
回家时,胡同里的槐花开得正盛。顾母在院子里晾刚画好的《牡丹图》,看见他回来,扬声喊:“留了碗绿豆汤,冰在井里呢。”
玛丽莲正趴在石桌上临摹《千里江山图》,见他进来,举着画笔问:“顾叔叔,香港的海是不是像画里的青色?”
“比画里的还蓝。”
顾从卿坐在她旁边,看着宣纸上蜿蜒的海岸线,忽然说,“去年回归那天,我站在维多利亚港边,看五星红旗升起来,风把旗子吹得猎猎响,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块地,终于回家了。”
玛丽莲似懂非懂,却把“香港”
两个字用工整的楷书写在画的角落。
夜里,顾从卿在书房翻旧文件。最底下压着本1995年的工作日志,某页记着去香港考察的事:“今日见港督卫奕信,谈及过渡期司法安排,对方言辞闪烁,需坚持‘基本法’底线……”
墨迹已经暗,却能看出当时写字时的用力。
手机响了,是香港中联办的同志:“顾主任,下周英国商会想组织企业家访港,您看议程里要不要加一项‘一国两制’政策解读?”
他揉了揉眉心,看了眼墙上的日历,离八月还有三个月。“加,”
他说,“不仅要解读,还要带他们去看看深水埗的旧区改造,让他们知道,回归后的香港,不止有金融中心,还有老百姓的日子。”
挂了电话,窗外的月光落在“外事办”
的工作证上。顾从卿忽然想起年轻时在外交学院的校训:“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不管机构怎么变,这十六个字总在心里。他把明天要处理的文件按顺序排好,最上面是香港的合作清单,下面压着机构调整的交接预案,笔尖在“待办”
两个字上顿了顿,落下清晰的一笔。
……
六月的雨总来得急,顾从卿刚把香港回归一周年的外事活动方案锁进抽屉,窗外的梧桐叶就被打得噼啪响。秘书抱着一摞文件进来,脚步比平时轻了些:“顾主任,这是各部门报来的职能交接清单,您过目。”
文件最上面是份《外事工作衔接预案》,页眉处用铅笔标了行小字:“拟于八月前完成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