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从卿接过报表,红笔在“军事联络处增设申请”
一行画了圈:“按之前商定的准则回复,外交机构职能必须严格限定在民事范畴,涉及军事的一律驳回。让法律组把《基本法》第151条到159条整理出来,附在回复函后,注明‘一切外事活动不得违反国家主权与安全’。”
正说着,外交部欧洲司的电话打了进来,是关于英国新任驻港总领事的到任安排。“他们希望下周举行非正式会面,地点定在英方机构,”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试探,“对方说想延续过去的‘惯例’。”
顾从卿放下笔,语气平稳却不容置疑:“告诉他们,会面地点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按‘中央政府授权的地方外事活动’规格安排,我方由香港中联办分管外事的同志陪同。‘惯例’只适用于过去,现在该建立新的对接机制了。”
挂了电话,他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外事工作手册(试行版)》,这是交接仪式后连夜组织团队编写的,里面详细列明了外国机构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的对接流程。他在“领事特权与豁免”
章节旁批注:“需补充‘对等原则’条款,参照内地与各国的领事协定,确保权利与义务对等,绝不能搞特殊化。”
下午,香港中联办的视频会议接通了,屏幕上出现了几位特区政府的外事官员。“顾主任,昨天有个东南亚国家的商务代表团想直接与特区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涉及税收优惠政策,我们拿不准是否需要上报中央。”
一位官员问道。
顾从卿调出《香港外事权限清单》,指着其中一条解释:“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议,特区政府可自主签署,但涉及税收优惠额度过年度预算15%的,需报财政部和商务部备案。你们看这条细则,里面有明确的量化标准,按这个执行就行。”
他顿了顿,补充道,“下周我会派个工作组过去,带着细则逐条解读,确保每个环节都衔接顺畅。”
会议结束时,对方忽然说:“顾主任,香港市民都在传,说交接仪式那天,您在后台盯着升旗手练了二十多遍步幅。”
顾从卿笑了笑:“不是我盯着,是亿万双眼睛盯着。现在轮到你们接手,更要事事细致——外事工作无小事,每一个签字、每一次握手,都代表着国家形象。”
傍晚,他整理文件时,现压在最底下的是一张泛黄的谈判记录复印件,那是1985年他第一次独立起草的谈判纪要,上面有老领导用红笔改的密密麻麻的批注,最后一句是“站稳立场,灵活处置”
。他忽然觉得,这八个字正是这十几年工作的缩影——交接仪式上的寸步不让,是“站稳立场”
;如今与外国机构的顺畅衔接,是“灵活处置”
。
王秘书进来送咖啡时,看见他对着旧文件出神,轻声说:“主任,香港那边刚来消息,批获得特区政府认证的外国企业已经完成注册,比预期多了37家。”
顾从卿接过咖啡,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心里踏实了不少。他知道,交接仪式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香港在“一国两制”
框架下,顺畅地融入国家的外事体系。就像此刻办公桌上的文件,旧的还没整理完,新的已经排上了日程,但每一页都写着同一个方向——让这片回归的土地,在世界舞台上,以“中国香港”
的名义,走得更稳,更远。
他拿起笔,在新的工作台账上写下:“7月1o日,召开次香港特区外事工作协调会,议题:外国驻港机构权限复核与新对接机制培训。”
笔尖划过纸面,出沙沙的声响,像在为新的开始,写下清晰而坚定的注脚。
七月中旬的协调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室的空调嗡嗡作响,却驱不散满室的凝重。顾从卿面前摊着三份文件:英国驻港总领馆关于“保留司法协助优先通道”
的申请、美国商会提交的“外资准入特殊条款”
建议,以及香港本地律师事务所整理的“涉外纠纷管辖权限疑义”
报告。
“先谈司法协助的事,”
他手指叩了叩桌面,目光扫过在座的司法部、外交部同事,“英方想沿用回归前的‘直接对接’模式,绕开中央联络办,这不符合‘一国两制’下的司法主权原则。回复他们:所有跨境司法协助,必须通过特区政府律政司与内地最高法、最高检对接,我们可以建立快通道,但程序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