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电力供应紧张,很多人为了省电都不舍得开灯,要是能省那么多电费,灯管还不容易坏,消费者百分百买单。
尤其是国内,一个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只有区区几万千瓦,还不如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企业,太不够看。
对了,多年前爱迪生也弄过荧光灯专利,但他的方向错了,一直用X射线,而非紫外线,所以没成功。
李谕知道爱迪生搞专利有一套,正好绕开了他的专利……
——
几天后,李谕的大门又被敲响,打开门迎面就是胡适。
“院士先生,冒昧叨扰!”
胡适说,接着介绍身后的一人,“这是我的老乡兼哥大同学,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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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谕欣喜道:“你们好!快请进。”
陶行知和胡适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拜于杜威门下,但两人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
胡适一直保持一种西方范,主要和社会名流打交道。
陶行知则不一样,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着眼于基层及农民教育。
虽然二者都很重要,但李谕心里还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几分,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业。
只是不知为何,陶行知的名气相比胡适要小了很大一截。
“两位从上海过来?”
李谕问。
陶行知说:“是的,院士先生,我刚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适之就拉我一同北上。”
“出国多年,回来感觉如何?”
李谕又问。
陶行知说:“我比适之晚回国几个月,坐的船刚到日本横滨时,就突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所幸没几天被压了下去。然后又到上海,考察了上海周边,满目尽是目不识丁之人,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
“何止周边,就算上海,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能强多少?”
胡适说,“中国就是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才产生了种种不如人之处。北大给我发来聘书,让我当个教书匠,我想改变时局,今后不再是一帮少年人跟着老师傅往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在美国留学时,虽然只学了半年工科就改学文科,但胡适一向崇拜科学,只是自己并非搞科学那块料。他不止一次说过,学自然科学是“活路”
,钻故纸堆是“死路”
。
而现在北大的不少老学究,仍然在坚持不懈地钻故纸堆,这也是蔡元培极力引进新人想改变的。
陶行知笑道:“我记得在哥大时,适之说过要二十年不谈政治,看来要在文化上发力。”
胡适说:“政治革新之基础,是文化的革新,不然都是空中楼阁。”
李谕说:“你的信心听起来很足嘛。”
胡适拿出一本随身日记,指着最近的一行字说:“这是我在北上时想到的。”
日记上写的是英文:“Youshallknow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
。
李谕认识这行字,翻译成中文是“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
(胡适后来改译为“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
),但李谕不知出处。
陶行知却知道:“荷马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