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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3章 历史的晨昏线（第3页）

而拥有如此血统的一片土地，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的法国黄金年代，成为存在主义的摇篮，以及巴黎乃至全世界的知识、文化和艺术生活的绝对中心，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惊奇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不是吗？

一个最保守正统的地方，怎么会成为宣扬“存在先于本质”

，质疑一切的激进思想的摇篮？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回答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存在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它不是一套像康德或黑格尔那样，为你搭建好的，精密繁复的形而上学。

恰恰相反，它是一场哲学上的大火，一场在二战的废墟上，由纳粹的铁蹄、集中营的恐怖和原子弹的蘑菇云所点燃的大火。

这场大火烧毁了之前一切约定俗成的本质——上帝、国家、道德、家、阶级……所有那些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为你规定好“你是谁”

，或者“你该做些什么”

的宏大叙事。

当这一切都被烧成灰烬，人被赤裸裸地抛回到了存在本身。

这就是萨特那句著名论断的核心：“存在先于本质”

。

你不是先作为“贵族”

、“工人”

、“基督徒”

或“好人”

而存在的。你先是存在，你只是在这里。然后，你必须，也只能，通过你的选择和行动，去创造和定义你自己的“本质”

。

这是一种令人眩晕的自由，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责任。

你被判处了自由，你必须独自面对存在的荒谬、他人的目光，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与恶心。

那么，为什么是圣日耳曼德佩？为什么这种沉重、焦虑、甚至带着毁灭气息的思想，会诞生在巴黎最优雅最富足的客厅和咖啡馆里？

答案，就在于那个阶级最不稀缺，而其他人最渴望拥有的东西：闲暇。

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无需为生计所迫的，绝对的“存在性自由”

。

无论是18世纪的旧贵族，还是19世纪的金融新贵，这个阶级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需要通过一份工作来定义自己。

一个面包师的“本质”

是烘焙，一个律师的“本质”

是辩护。他们的生活被一个明确的社会功能和经济需求所填满，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

但一个圣日耳曼德佩的老钱呢？

他不必工作。他的存在是既定的，是被继承的财富所确保的。当一个人从生存的枷锁中被彻底解放出来时，一个巨大的黑洞——虚无——便会立即出现。

“既然我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活着，那我为什么还要活着？”

这就是那个贵族阶级和老钱阶级所面对的，独属于他们的存在主义危机。

当然，在二战之前，他们有自己的答案。他们用一套复杂精致的“本质”

来填补这个虚无：

譬如礼仪，用繁琐的社交规则来证明自己的优越。譬如品味，用对艺术、时装和美食的鉴赏来构建身份。又譬如荣誉，用一套往往是虚伪的道德准则来标榜血统。

他们用这些东西，在自己周围建立起高墙，假装那个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可怕问题不存在。

然后，战争来了。

194o年的沦陷，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它无情地戳穿了法国，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切幻觉。

那些旧贵族的荣誉和血统，在纳粹的占领和维希的合作面前，成了一个笑话。那些银行家的财富，在绝对的暴力和物资短缺面前，也显得毫无意义。

圣日耳曼德佩的老钱们，和拉丁区的穷学生们，在这一刻，突然平等了。他们共同目睹了所有本质的崩塌。

就在这个精神的真空中，存在主义登场了。

萨特、波伏娃、加缪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圣日耳曼德佩的闲暇。他们不需要像工人一样进厂，他们可以整天泡在咖啡馆里。

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成为了他们新的私人公馆。

“这里就是圣日耳曼德佩的圣三一了。”

站在圣日耳曼大道与雷恩路的大十字路口，迎着阳光前行的芭芭拉停下脚步，舒适地微微眯起眼睛，向韩易介绍道。

“圣三一？”

韩易不得其解。

“我们面前的这个双叟咖啡馆……”

芭芭拉抬抬下巴，“波伏娃、萨特、海明威经常光顾的地方，加缪和毕加索只要在巴黎，也会出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