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铺里雇一个账房学徒,原先一月一两银,如今开到一两三钱,人家还嫌少,说铁路那边识字的记工员更吃香。”
“朝廷不是收了那么多田地和银子么?怎么东西反倒贵了?”
一个穿灰布长衫的落魄书生冷笑道:“钱都让朝廷拿去修铁路、造铁船、烧炉子了。银子像水一样往外泼,市面上钱多,货少,自然涨。说不准哪日这钱便不值钱了。”
茶肆里静了一瞬。
这话不算大声,却让周围几桌人都听见了。
有人皱眉:“别胡说。如今做工能挣着钱,朝廷工程也没少给百姓饭吃。”
那书生道:“饭是给了,可米价也涨了。你今日多挣二十文,明日米布盐茶全涨回去,最后谁赚了?”
没人能立刻答。
这类话,开始只在茶楼、粮铺、码头和工地火堆旁零星冒出。
说朝廷把抄来的银子花得太快。
说兵工厂和铁路吃钱像无底洞。
说工钱看着高,东西却越来越贵。
还有更难听的,说定海王把大宁的钱都砸进了铁疙瘩和海船里,百姓早晚要替那些喷烟的怪物还账。
这些话不成气候,也没什么人敢公开喊。
可民间怨气从来不是先变成大旗,而是先变成买米时的一句骂,买布时的一声叹,拿到工钱后现少买了半袋粮时皱起的眉头。
真正先慌起来的,不是沈砚。
是户部。
户部衙门里,几位主事围着一摞物价簿,脸色比账本上的墨还黑。
各州府每旬都要报米粮、布匹、盐茶、炭料、铁料、牛马、工价的市面行情。从前这些簿子多半只是例行入档,除非遇灾荒、战乱、囤积居奇,才会被翻出来细看。
这一次不同。
数字不吓人。
却很烦人。
雍京粳米,三旬连涨。
平江粗布,连涨两次。
临川盐价微升。
京畿木炭、煤块、熟铁料,涨势更明显。
几处工地周边的雇工日价,也在朝廷定下的工钱之外,被民间小工坊和商户跟着抬了起来。
一名户部郎中指着簿子道:“若只是煤铁涨,倒还好说。兵工厂、铁路、船坞同时抢料,自然会涨。可米布盐茶也跟着涨,这就不对了。”
另一人翻着江南报来的行情:“平江府说,百姓手里现钱多了,买布、买肉、修屋、置家具的人都多。商贩见货好卖,便不肯降价。可若这么下去,工钱再涨,物价再涨,账还怎么算?”
有人低声道:“是不是该令各地平价?”
“怎么平?”
户部侍郎烦躁地把算盘一推,“官仓若放粮,江南那一套倒可再用。可这回不是豪强囤粮,是市面上人人都在买,人人都在花。朝廷刚出去的工程款,总不能又一把收回来。”
屋里静了。
这才是最让他们头疼的地方。
传统财政官员熟悉的灾荒,是粮少。
熟悉的民乱,是税重。
熟悉的物价飞涨,是商人囤积、豪强操盘、道路断绝。
可眼前这东西,怪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