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晶在大院门口的传达室里等了快一个小时。
她哥前两天打电话来,说安娜这几天到,让她帮忙接一下。具体的车次、日期,一概不知。石晶问怎么不自己去接,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说:“她不让我接。”
石晶当时就乐了。她哥那个倔脾气,从来只有他拒别人,没有别人拒他。这安娜姐,人还没进门,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远远的,她看见一个人拎着行李走过来。
藕荷色的列宁装,白衬衫领子翻在外面,两条辫子盘在脑后,露出一截白净的脖颈。料子是的确良的,在这个灰扑扑的北方春天里显得格外清爽。她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脊背挺直,像一棵移动的小白杨。
石晶从传达室蹦出来,扬起手喊了一声:“安娜姐!”
安娜停下脚步,认出了她。正月初七在青岛见过一面,那时候石晶穿着一件改过的军大衣,风风火火的,说话像连珠炮。今天换了件红格子外套,两条短辫翘在耳后,还是那副爽利模样。
“你怎么在这儿?”
安娜问。
“我哥让我来接你。”
安娜弯了弯嘴角。
她跟石林说过,这一趟她想自己走一趟。他听话了,也照做了。
但他还是把妹妹派来了。这个人,服从命令和阳奉阴违之间的分寸,拿捏得越来越准了。
石晶伸手接过她的行李,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啧了一声:“安娜姐,你这身衣裳真好看。藕荷色挑人,白的人穿显更白,黑的人穿显更黑。你就是显更白的那种。”
“谢谢。”
安娜说。她抬眼看向大院里面。一排排红砖楼,苏联式的建筑,灰扑扑的外墙上刷着标语。楼间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在踢毽子,远处的操场上传来士兵们操练的喊号声。空气里有煤烟味,有食堂飘出来的白菜炖粉条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肃穆气息。这就是石林长大的地方。
石晶领着她往院里走,一路上嘴没停过。这是礼堂,这是卫生所,这是服务社,我爸的警卫员小赵就是在这儿养伤的。安娜听着,偶尔点头,目光从每一栋建筑上扫过去,像在丈量什么。
到了家门口,石晶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她,表情比刚才认真了些。
“安娜姐,我跟你说个事。我妈这两天特别高兴,一大早就起来剁馅包饺子,把我爸的烟灰缸都洗了。我爸——还是那张脸,但今天早上破天荒换了件新衬衫,领口的扣子系错了一颗,我妈笑了他半天。”
安娜安静地听着。
“所以你别紧张。这家里我妈站你这边,我站你这边。我爸一个人,他就是只纸老虎,吼起来吓人,其实咬不动人。”
安娜点了点头。
她没有紧张。
她只是把两辈子见过的婆家都在心里过了一遍。
王贵的母亲坐在堂屋里打量她,像打量一头能干活、能生养的牲口。
那是她第一次见婆家人,她当时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只知道低着头,任人打量。
这一世不一样。她不是来被人打量的。她是来打量别人的。
“走吧。”
她说。
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