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采薇说,“等我安顿好了,你也教我怎么绣山吧。”
“好。”
姜采薇在体验坊里转了一圈,摸了摸那些被擦得干干净净的桌面,然后回过头,看着星遥,说了一句:“星遥老师,我觉得你这次回来,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星遥手中的针停了一下:“哪里不一样?”
“说不上来。”
姜采薇歪着头想了想,“好像是……更安静了。不是不说话的那种安静,是心里很安静的那种感觉。”
星遥看着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笑了:“可能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些答案。”
“什么答案?”
“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星遥说,“这些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但这次去四川,我好像找到了一点眉目。”
姜采薇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那挺好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星遥看着她,心中有些惊讶——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有时候说话真的不像她的年龄。
那天晚上,星遥一个人坐在体验坊里,在那盏枇杷灯下,继续绣那幅四川的山。窗外的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吹得窗棂出轻微的响声。远处传来几声狗吠,然后又归于沉寂。
她绣着绣着,忽然想起了那位老人。那位把山河图交给她的老人,他说他会来找她,但他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现。
但她并不着急。
那幅山河图已经绣完了,静静地躺在那个榉木匣子里,等待着它的主人来取走它。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她还有自己的生活要继续,有自己的作品要创作,有自己的路要走。
她低下头,继续绣那幅山。
第二天一早,星遥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她披上衣服,走下楼梯,穿过院子,打开了院门。门外站着一个人,不是那位老人,而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中年女人。女人大约五十岁上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风衣,头梳得一丝不苟,手中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表情严肃而克制。
“请问,是星遥女士吗?”
女人的声音很平稳,带着一种职业性的礼貌。
“我是。您是?”
女人沉默了片刻,然后将手中的信封递了过来:“我是冯秀芝女士的律师。冯秀芝女士于今年八月在台北去世,享年九十二岁。根据她的遗嘱,这件东西指定由您继承。”
星遥愣住了。
她接过信封,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文件的第一页是一份遗嘱的复印件,上面写着寥寥数行字,字迹苍劲有力,带着一种老派的端正——
“本人冯秀芝,将名下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一套房产赠与星遥女士。另有一批个人物品,包括但不限于书信、照片、绣品等,一并赠与。以此感谢她替我完成了那幅山河图。”
落款处是冯秀芝的签名,旁边还有一个日期——民国一百一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二零二三年。
星遥握着那份文件,站在清晨的秋风里,久久说不出话来。
那位老人说,这幅山河图是他母亲绣的。但冯秀芝本人的遗嘱却说——感谢她替我完成了那幅山河图。
如果冯秀芝已经去世了,那么那位老人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