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吐的。
是它自己上来的。那个硬东西撞开我喉咙那个口子,一寸一寸往外,我这个头在半截胸膛上,我一点都拦不住。
塑料壳。
一台老掉牙的座机,米黄色的,边上磨得发亮,前头带区号的那种,我搬进兴隆街那年办的。
它从我这半截胸里出来了,落在土路上。
线还连着我。
那根卷线,一圈一圈的旧线,一头在机身上,另一头往上,扎进我这半截胸膛,扎在那个口子里头。
听筒在机身上。
放着的。
我这个头在那条土路上,我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林砚!”
“它出来了。”
“什么出来了!”
“机子。”
我说,“它在土路上。线还在我身上。”
窗户上头那半截拐棍砸在地上,白夜的呼吸短得像被人掐着。
“你能不能挪。”
“我没有手,我没有腿,我这个头挂在三层胸膛上头。”
我说,“白夜,我这三天怎么走的路你告诉我。”
那头静了两秒。
“你走了。”
“对。”
“你没有腿你走了四百一十六米。”
我这个头在半截胸膛上一寸一寸垂下去,垂到能看清那台机子的角度。
“白夜。”
“说。”
“我的腿是付掉的。”
“我知道。”
“我付掉了,我还在走。”
那半截拐棍在走廊地上滑了半下。
“林砚,你想说什么。”
我看着那台机子。
米黄色的壳。听筒放着。线扎进我这半截胸膛。
“它没付掉。”
我说。
“什么没付掉。”
“我的腿。”
我说,“我的手。我那七成躯干。”
窗户上头一点声都没有。
“白夜,我这三天一直在数我剩什么。”
我说,“它给我报一行,我扣一样,我数到只剩一个头一个脖子半截胸膛。”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