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十一点四十七分,女孩在基金会官网留言区,发了最后一句话:“我不是受害者,我是下一个敢说‘不’的人。”
系统自动推送了通知。
陆知遥在办公室没开灯。电脑屏幕亮着,显示着那条留言。他面前的咖啡杯还剩半杯,凉了,杯沿有一圈淡黄的水痕,像干掉的泪。
窗台上的槐苗,叶子在月光下泛着灰绿的光。土有点干,他没浇水。
他伸手,轻轻碰了碰一片叶子。
指尖没沾到露水。
他坐了十五分钟,没动。
手机在桌上震动,屏幕亮了,来电显示:沈霁梧。
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七秒。
没接。
手机停了。
三分钟后,又响。
他还是没接。
第三次响的时候,他拿起手机,按了接听。
电话那头,是风声。
很轻,像隔着一层玻璃。
“你看见了。”
沈霁梧说。
“嗯。”
“你没删。”
“没删。”
沉默。风声还在,偶尔夹着一点汽车远去的嗡响。
“巴黎的槐树,”
沈霁梧说,“开花了。”
陆知遥没应。
“我种的。”
“嗯。”
“你窗台那株,是我去年春天,从老院后山挖的。”
“我知道。”
“你记得吗?你七岁那年,说槐树能长到屋顶,能挡住冬天的风。”
“记得。”
“你写信给基金会,说想买煤炉,但没写地址。我找到了你。”
“我知道。”
“你没问,为什么是我。”
“你没说,我就不问。”
又一阵风,电话里传来一声很轻的咳嗽。
“你胃还疼吗?”
“不疼了。”
“那就好。”
陆知遥低头,看着窗台上的槐苗。叶子在风里微微晃,像在点头。
“你辞职了。”
他说。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