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的清晨有薄雾,像一层没拧干的纱。陆知遥站在图书馆奠基仪式的临时棚下,手里捏着那本空白笔记本。纸页厚,边角微卷,是去年在柏林旧书店买的,老板说,这纸能撑五十年,墨水不会洇。
他没穿西装,只套了件灰夹克,拉链没拉到底,左边袖口还沾着前晚咖啡的印子,干了,发棕。台下站了三十来人,记者不多,穿旧夹克的孤儿负责人占了七成,都低着头,脚尖点地,像在数砖缝。
没人说话。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点水汽,把棚顶的塑料布吹得轻轻鼓了一下。
陆知遥把笔记本放进地基预留的铜盒里。动作不快,也不慢。盒盖合上时,发出一声闷响,像旧门关严了。
他退后半步,没看镜头,也没看人群。视线落在右前方——那里有棵刚栽的枫树,树苗细,树皮还带着运输时的捆扎痕,根部堆着新土,土里混着几片没扫净的落叶,黄的,边角卷了。
他转身要走,身后有人轻声说:“那本书……是给谁的?”
声音很轻,像怕惊了树。
陆知遥没回头。他抬手,把夹克拉链又往上提了半寸,指甲缝里还留着点泥,是早上在工地踩的。
“给还没学会写字的人。”
他说。
没人接话。记者们没动,闪光灯没亮。风又吹了一下,塑料布啪地轻响,像有人在远处翻了一页纸。
他走下台阶,鞋底沾了点湿土,没擦。助理跟在三步后,手里拎着公文包,拉链没拉好,露出一角纸页,是今天的行程表,上面有“沈霁梧”
三个字,被铅笔划掉了,但没划干净,还看得出轮廓。
陆知遥没问。他上车,关上门,车窗没摇上,风灌进来,吹得他额前的碎发乱了。
车开出去两百米,他才说:“你昨晚,看见谁了?”
助理愣了一下,手握着方向盘,没转头。“谁?”
“会场后面。最后五分钟。”
助理沉默了五秒。车经过一座桥,桥下水流缓,水面浮着几片枯叶,像被谁随手扔的。
“没人。”
他说,“只有您和七位负责人。”
陆知遥没再问。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没点,捏在指间,指节发白。烟盒是旧的,边角磨得发毛,标签上印着“日内瓦机场免税”
,日期是三年前。
他把烟盒放回口袋,手在裤兜里停了两秒,才抽出来。
办公室在七楼,没开灯。他进门,把外套挂上衣架,袖口的折痕还在,没熨。抽屉没锁,他拉开,拿出那叠档案。
七份,每份都贴着沈霁梧的批注。
第一份,字迹潦草,像赶时间写的:“收养理由:无亲属,无监护人,无未来。”
第二份,笔压重了些:“他哭过三次,第一次是被送进来的,第二次是有人来领养他,第三次是没人来。”
第三份,字迹开始稳了:“他没问过我名字。我也没告诉他。”
第四份,墨水淡了,像写完又用水洗过:“他今天笑了。不是礼貌笑,是那种……自己都不知道在笑的笑。”
第五份,纸角有水渍,字迹晕开:“我怕他恨我。我怕他不恨我。”
第六份,字迹发抖,墨点洇成小团:“他问我,为什么选他。我说,因为那天你蹲在院子里,捡了一片落叶,夹在课本里。你不知道,那页课本,是我翻过的第一百二十七页。”
第七份,最后一页,字迹工整,像写了一整夜:
“我曾以为收养是施舍,后来才懂,是他们教会我如何被需要。”
陆知遥没动。他把档案放回抽屉,锁上。钥匙没拔,就插在锁眼里,像忘了。
他坐下,桌上有一杯水,是助理早上送的,没喝。杯底有圈浅黄,是昨天的,今天又添了一层,颜色更深了。
他盯着那圈水痕,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