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的空调开得太足,冷气从地缝里往上爬,沈霁梧的西装裤脚沾了点灰,是进大楼时蹭的。他没换鞋,也没戴领带,衬衫领口松着,第二颗扣子掉了,线头还挂在布料上。
陆知遥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穿的是非洲回来那件旧夹克,袖口磨得发白,左边口袋还鼓着,里头塞着半张收养记录的复印件。他没看沈霁梧,盯着前方法官的笔,那支笔在纸上划了三道痕,墨水没断,但笔尖秃了。
法官问:“沈霁梧,你是否认罪?”
他答:“我认罪,但罪名不是我做的。”
声音不高,但整个法庭都静了。后排有人咳嗽,咳了两声,没再继续。前排一个女书记员低头整理文件,纸页翻得慢,像怕惊动什么。
沈霁梧没等律师上台,也没等法官再问。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U盘,插进台下的播放器。屏幕亮了,是非洲的天,灰蓝的,云低得像要压到地上。镜头晃了两下,是孩子举着手机拍的,背景是铁皮屋顶,风一吹,哗啦响。
陆知遥站在临时教室的水泥地上,身后是七张歪歪扭扭的课桌,墙上贴着用铅笔画的国旗,有五个,缺了两个角。他手里捏着一张纸,纸边卷了,字是用红笔写的,墨有点晕。
“法律不是用来惩罚沉默的人,”
他说,“是唤醒那些不敢说出真相的人。”
他说完,没笑,也没看镜头。镜头外有人喊:“陆老师,太阳晒到你脚了。”
他低头看了眼,鞋尖沾了泥,没动,继续说:“你们以后,要是有人问你们,谁偷了孤儿院的钱,你们就说——我不知道。但要是有人问,谁没来接你,你们就说——他来了,他哭了。”
画面停了。法庭里没人动。有人吸了下鼻子,没出声。
沈霁梧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镜片。镜片上有道细裂,擦了两下,没擦干净。他把眼镜放回口袋,转身,朝法庭后门走。没人拦他。
他没走正门,从侧廊出去,穿过两条走廊,拐进消防通道。门没锁,吱呀一声,风灌进来,带着外面的雨气。他没带伞,外套搭在左臂上,右肩湿了一块,不知道是汗还是雨。
他走到大楼后巷,停在一辆黑色轿车旁。车门没锁,钥匙插在点火器上。他拉开车门,坐进去,从后座拿起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粘,是用订书钉钉的,钉子生了锈。
他下车,走到陆知遥面前。
陆知遥还坐在原位,没动。他面前的长椅上,放着一杯水,杯沿有道浅浅的唇印,水还剩三分之一,没喝。
沈霁梧把信封递过去。
“所有资产,”
他说,“都冻结了。账户、房产、信托、海外基金。全部。”
陆知遥没接。他看了眼信封,没看沈霁梧。信封角上沾了点灰,像是从口袋里蹭出来的。他伸手,指尖碰了下信封边缘,没拿稳,纸角折了一下。
“你不用给我,”
他说。
“我知道。”
沈霁梧说。
“那你为什么拿来?”
“因为你说过,”
沈霁梧顿了顿,“你等我学会原谅自己。”
陆知遥没接话。他低头,从夹克内袋掏出那半张收养记录,纸已经皱了,边角卷得厉害。他把它放在信封上,叠在一起,压平。
“我不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