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老陈的资料到了。
一个大信封,鼓鼓囊囊的,贴着跨海的邮票,邮戳上的地名被苏炎模糊化处理了。苏炎坐在柿子树下,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叠复印的文件——当年的起诉书、判决书、媒体报道、社论、请愿书,还有老陈手写的调查笔记。
老陈的字比上次更潦草了,苏炎费了好大劲才辨认出来。
“苏记者:这个案子我追了二十年。当年我还在警署的时候,这个案子就让我睡不着觉。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从山里到城市打工,九天就出事了。他不是坏人,他以前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写诗,会唱歌,成绩很好。他走到那一步,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是社会推着他走的。”
苏炎翻到第一页。
案发时间模糊化处理为某年。一个十九岁的原住民青年,叫阿宏(化名),从山区到城市打工。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一家餐厅在招服务员,月薪很高。他兴冲冲地去应聘,结果那不是什么餐厅,而是一家职业介绍所。中介让他交了三千五百元的介绍费——他身上的钱全掏光了,还欠了钱。然后他被介绍到了一家洗衣店工作。
洗衣店老板扣了他的身份证,让他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凌晨两点,一天十七个小时,没有休息日。他做了八天,实在受不了了,想辞职。老板说,他一天的工资只有二百元,八天一共一千六百元,扣除介绍费,他还欠老板钱。想辞职?先把欠的钱还清。
阿宏傻了。说好的月薪不是这样算的。
第九天晚上,他跟亲戚喝了几杯酒,回到洗衣店,找老板要身份证,想回家。老板骂他是“番仔”
,不还身份证,还让他继续干活。两个人吵了起来,打了起来。阿宏顺手拿起了店里的拔钉器。
等他从失控的状态中回过神来,老板已经倒在血泊里了。老板娘闻声赶来,也被他打倒在地。还有他们两岁的女儿。
他逃跑了。跑出去之后,他的酒醒了,后悔了。他去派出所自首了。
苏炎的手指停在“自首”
两个字上。它想起由美的那个电话——凶手自首了,等了三十三年。而这个十九岁的孩子,当天就去自首了。他没有等三十三年。他没有逃。他走进去,说“是我干的”
。
但它继续往下翻,看到了一行让它心里发凉的字——法院否定了自首减刑。因为在阿宏投案之前,已经有人报了警。
苏炎翻到判决书。判决书上写着:“被告虽于犯罪后自行投案,惟于其投案之前,已有他人向警方报案,犯罪已经警方发觉,故不符合自首减刑之要件。”
它把这段话读了三遍。
“系统,”
它在心里说,“你觉得这样判公平吗?”
【本系统无法判断公平与否。但本系统可以告诉宿主——在类似案件中,自首通常被视为减刑情节。但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时间先后’。哪怕只差了几分钟,法律上的认定就不一样了。】
苏炎继续往下翻。
老陈在笔记里写道:“阿宏不是坏人。他以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成绩很好,会写诗,歌喉也好。他是家里经济困难才休学的。他离开阿里山的时候,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出去赚钱养家。他不想当小偷,不想当骗子,他想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可是这个社会没有给他机会。中介骗他,老板剥削他,有人骂他是‘番仔’。他十九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他失控了。他杀了人。他该死吗?也许该。但只有他一个人该负责吗?”
苏炎放下资料,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柿子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天边已经开始发暗了。
它变回麻雀,飞起来,落在老槐树上。井台边已经没有人了,灶房里飘出饭菜的香味。双胞胎在巷子里追着一只花猫跑,花猫窜上了墙头,冲他们“喵”
了一声,然后消失在暮色里。
苏炎看着这两个孩子。他们也是调皮捣蛋,也是天天挨骂,但他们有人护着。大毛昨天偷了王老蔫家的西瓜,被王老蔫追了半条街,最后还是王老蔫心软了,说“别跑了,给你一个”
。二毛把刘婶家的母鸡追到了房顶上,母鸡下不来了,刘婶骂了半个小时,但晚上还是给他留了两个鸡腿。
他们是被人爱着的。犯了错,有人骂,也有人原谅。
阿宏呢?他从山里到城市,没有人骂完他还给他留鸡腿。没有人追了他半条街然后说“给你一个”
。他犯了错,有人骂他,有人判他死刑,没有人原谅他。
苏炎从树上飞下来,变回人形,走进屋里。它坐在桌前,翻开老陈的资料,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