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爷和费书瑜他们这些左营军官将他们安抚住。
但这样下去,他知道兵变怕只是早晚的事。
但他没有办法,不但他没办法,将爷都没办法!
他听说将爷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但得到的回复总是“朝廷财政紧张,再等等”
。
崇祯二年(1629年),大旱继续肆虐。
陕西各地常常半年滴雨未下,江河枯竭,井泉见底,甚至出现了“河道扬尘”
的奇观。
粮食价格再次飙升,水的价格也翻了几番。
百姓们为了争夺一口水,甚至不惜大打出手。
关中地区,作为九边军事要地的核心,所需的军饷供应比其他省份多一倍。
但由于崇祯皇帝要为袁崇焕的“五年平辽”
计划买单,朝廷财政极度紧张。
延绥、宁夏、固原三地的军饷已经连续短缺三年。
军民生活陷入了绝境,失去了安居乐业的信心。
而盗匪的活动愈猖獗。
他们不再是小股流窜,而是大规模的武装集团。
年初延绥东路曾奉命进行过一次围剿行动。
对方有数千人,且多骑兵,作战勇猛。
明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因为饥饿和疲惫,战斗力大打折扣,最终只能狼狈撤退。
好在延绥毕竟是重镇,这些流民帅也不敢太猖獗。
听说现在的关中,每月都有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身穿盔甲、敲响锣号,在西安周边地区横行霸道。
面对日益失控的局势,陕西的官员们陷入了互相推诿的怪圈。
崇祯二年二月,陕西巡抚胡廷宴和延绥巡抚岳和声见形势展再也无法隐瞒,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灾情和盗匪的情况。
兵部奉旨调查时,两人互相指责推诿——胡廷宴抱怨岳和声辖区的边兵作乱,认为是边防军军纪涣散导致了局势恶化;
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辖区的驻军造反,声称是内地治安问题引了连锁反应。
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则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
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盗贼初起时,边贼少而土贼多;
如今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
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恶化的主要原因。”
就在此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因为“固原兵变”
的事情,忧惧成疾。
他深知,自己作为三边总督,对固原戍卒兵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朝廷不仅没有拨付军饷,反而不断催促他“剿匪”
。
武之望感觉自己已经走投无路——多次向户部申请军饷未果,面对士卒哗变威胁和流寇燎原态势,因缺乏财政支持陷入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