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诤打断他,声音里带着自嘲,“我应该想到的。系统第一次给我补偿的时候,我就该想到——突然的巨额财富,对普通人来说不是恩赐,是诅咒。”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雨还在下,外滩那些标志性建筑在雨幕里模糊成一片灰色的剪影。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做着发财梦,可没人告诉他们,发财之后呢?
手表就在这时震动起来,不是警报,是一种温和的、像心跳的震动。
【检测到宿主进入深度反思状态】
【触发成长转折点:‘权力的边界’】
【建议:建立行动伦理审查机制】
伦理审查。叶诤在心里反复嚼着这个词。他以前觉得,反诈就是抓骗子、追赃款、补偿受害者,黑白分明。可现在才发现,这世界上太多事纠缠在灰色地带——给受害者的钱可能变成凶器,打击犯罪的行动可能伤及无辜,就连“正义”
本身,换个角度看可能就成了“暴力”
。
“雅各布,”
他转过身,“我要成立一个‘反诈伦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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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雅各布愣了,“找谁?咱们自己人?”
“不止。”
叶诤走回桌边,抓起笔在纸上写名字,“要找……法学教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还有……”
他顿了顿,“前诈骗犯。”
“前诈骗犯?!”
雅各布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
叶诤的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的痕迹,“最了解诈骗的,除了反诈的人,就是干过诈骗的人。他们知道哪些手段最有效,也知道哪些后果最可怕。我要他们坐在桌子对面,告诉我:这么干,会出什么问题。”
雅各布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叶诤几乎没合眼。
他亲自联系了三位学者——复旦的社会学教授周文渊,专攻“突发财富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华东政法的刑法学博导陈清河,写过《正义的代价:司法外行动的伦理困境》;还有一位从美国请回来的华人心理学家林薇,研究方向是“创伤后心理重建与二次伤害”
。
最难请的是“前诈骗犯”
代表。叶诤让系统筛选了所有已出狱、真正悔改、并且愿意面对过往的诈骗案犯。最后选定了两个人:一个是六十岁的前“集资诈骗”
主犯赵启明,服刑十八年,出狱后在社区做反诈宣传,十年如一日;另一个才三十二岁,叫吴晓峰,曾是“杀猪盘”
核心话术设计者,被判七年,去年刚出来,现在在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做技术顾问。
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安排在黄浦江边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
会议室很简单,一张圆桌,八把椅子。叶诤特意选了圆桌——没有主次,每个人都可以平等说话。
周教授第一个到,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个旧公文包。他坐下后环视一圈,目光在空椅子上停了停:“叶先生,你真要请……那些人?”
“那些人也是人。”
叶诤说,“而且他们比我们更懂,钱是怎么骗到手的,骗到手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陈教授和林博士前后脚进来。接着是雅各布带着赵启明和吴晓峰。赵启明头发全白了,背有点驼,但眼睛很亮。吴晓峰则一直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沿。
最后进来的是马丁内斯——叶诤特意邀请的国际刑警组织代表。老先生看到赵启明和吴晓峰时,眉头皱了一下,但还是坐下了。
“今天不表决,不决策。”
叶诤开口,“只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打击诈骗、补偿受害者,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到好处’?过了,会怎样?不及,又会怎样?”
沉默。
然后吴晓峰举了手,手举得很低,像学生提问。“我能……先说吗?”
所有人都看向他。这个前诈骗犯,曾经用精心设计的话术让上百人倾家荡产。
“我以前做‘杀猪盘’,”
吴晓峰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楚,“最成功的那个案例,骗了一个女人八十七万。她老公癌症晚期,那是救命钱。我们得手后,那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