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家,”
朱斌说,“我说句心里话。朱放刚来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服。他年纪比我轻,资历比我浅,在乌程当了几年的县令也没看出有什么特别的本事。但他接手崇文尚武堂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人不可貌相。”
“怎么说?”
“他来的第三天,就把我和岑参还有三位武教头叫到一起。”
朱斌回忆着,脸上的表情像是在描述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开门见山地说——‘我要看你们的讲义。’”
“然后呢?”
“然后他就一本一本地看。看了大概半个时辰,然后合上讲义,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诸位先生的学问都比我深,但讲课的方法都比我差。’”
我挑了挑眉。这家伙,到了人家的地盘上第一天就敢这么说话,也就是他朱放了。
“当时气氛有点僵,”
岑参插嘴道,“毕竟谁被人当面说不行都会不高兴。但他接着说——”
“‘我不是说你们讲得不好,是说你们讲得不够好玩。学问是给人学的,不是给书本学的。再深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八岁的孩子都能懂。反过来,再简单的道理,用最难的话说出来,八十岁的老头都听不懂。’”
这是朱放的风格,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
“然后他就开始示范。”
朱斌说,“他选了《论语》里最难的一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段经文,我以前要讲一节课,讲完之后孩子们还是似懂非懂。朱放怎么讲的?他用了不到一炷香的工夫,把孔子的一生变成了一个故事——十五岁奋读书,三十岁成家立业,四十岁什么都明白了。每讲一个年龄,他就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有的是他自己的例子,有的是编的。讲完之,我问了一个孩子什么是不惑,那孩子说‘就是心里亮堂了,跟朱先生上课一样’。”
我心里头忽然有些感慨。
这就是朱放的天赋。不是写诗——他虽然会写诗,但跟李冶和杜甫比起来差得远。不是做官——他在乌程当县令当得苦不堪言,隔三差五就写信跟我抱怨。
他的天赋是跟人打交道。他天生就知道怎么抓住别人的注意力,怎么把人逗笑,怎么在笑声里把正经事给办了。
这个人,被我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
“后来呢?”
我问。
“后来,”
岑参嘿嘿一笑,“他每隔几天就把我们叫到一起,关上门,开始‘磨课’。”
“磨课?”
“他自己明的说法。每个人轮着上台讲一段,其他人坐在下面当学生,讲完之后他一个一个地点评。哪句话多余了,哪个地方应该停顿,哪个例子举得不恰当——比考官面试还严。刚开始我们都有点不服气,后来现他说的每一句都在点子上,不服不行。”
朱斌接过话头:“不光是讲课的方法,连说话的语气、站在哪个位置、什么时候该大声什么时候该小声,他都抠得特别细。有一次我讲《孟子》,他说我说话声音太小,孩子们坐在后面听不清楚。我说我天生声音就小,他说那就换个位置站,站到孩子们中间去讲。我试了一下,效果确实好了很多。”
“还有一次,”
岑参补充道,“薛金朗上武课的时候,朱放居然也去听。听完了之后他提了个建议,说武课也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开头——比如教刀法之前,先讲一个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把孩子们的血性激出来,再教动作,事半功倍。薛金朗试了一次,效果奇好,现在每节武课都先讲一炷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