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内决战方面:日军战死约一千四百人。被俘约三百人。含重伤无法行动者一百余人。”
陈守义翻到下一页。
“我方伤亡——”
他的声音降了半度。
“墙洞排三个排九十人。阵亡三十七人。重伤十九人。轻伤二十一人。完好归队十三人。”
九十个人冲城墙豁口。回来的完好者——十三个。
“城西渗透队两批共三百一十五人。阵亡四十一人。重伤二十七人。轻伤六十余人。周连长——轻伤。可归队。”
“南面主攻部队两个营一千二百人。阵亡九十三人。重伤七十余人。轻伤一百五十余人。”
“合计阵亡——一百七十一人。重伤约一百一十余人。”
他把纸合上。
一百七十一。
一座城。一百七十一条命。
换在半年前——换在罗店——打一座城的伤亡是这个数字的五倍十倍。甚至更多。
不是因为日军弱了。
是因为炮够了。
88打掉炮舰。15o砸开城墙。1o5压制炮台。三面火力把日军的反击能力削掉七成以上——步兵冲上去的时候面对的不再是完整的火力体系,而是七零八落的残兵。
火力不够——用人命填。火力够了——人命就省下来了。
这171条命,是火力不够的地方用命换回来的最后那些缝隙。城墙豁口里的三十七个人。芦苇荡里的四十一个人。他们死在炮弹打不到的角落,刺刀和手榴弹够得着的距离上。
刘睿没说话。
他把战报放在桌面右侧。和那两把军刀隔了一尺远。
“日军将官确认?”
陈守义翻出单独的一页。
“藤堂高秀。陆军少将。九江守备队指挥官。确认战死。尸体已移至城北码头临时安置点。拍照六张。随身物品——军帽一顶、白手套一副、证件一份、家信三封。”
“佐官:荒木义雄大佐,战死于南炮台指挥所。永井清中佐,战死于城墙南段巷战。藤下一少佐,自杀于北炮台弹药库。”
“以上四员——照片和证件已封存。等军座签字后送重庆。”
刘睿点头。
“签。”
他拿起钢笔。在战报汇总最后一页签了名字。
日期:民国二十八年十月日。
日期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