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默姿态降临北京。
若非必要,几乎没有人出门。
长安街空得可以听见风从东单吹到西单的漫长回响,王府井的橱窗还亮着,却没了驻足的人影。
公交车上三三两两的乘客隔着几个座位,各自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双警惕的、不安的眼睛。
每天早晚,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会背着喷雾器走过每一条街道,白色的雾气从喷头涌出,落在紧闭的店铺门板上,落在无人经过的人行道上,落在那些刚刚抽出新芽却无人欣赏的梧桐枝头。
非典来了。
这座一千三百万人的城市,像被按下了静音键。
观澜大厦依然矗立在东三环边,玻璃幕墙反射着同样寂静的天光。
大堂门口新添了红外测温仪,保安戴上了N95口罩,电梯里贴着“已消毒”
的告示,日期每天更新,字迹工整。
公司大半员工开始居家办公。
许工回了山东老家,老张带着财务团队远程处理账目,小周每天在线上传项目进度表,文件从二十层传到十九层,从十九层传到各个居家办公的电脑屏幕上,数据流穿过空荡荡的走廊,像一场无人见证的迁徙。
林观潮没有走。
从三月下旬疫情爆发开始,她就一直住在办公室。
不是没劝过。
许工打电话来,说林总您还是回家吧,大厦每天那么多人进出,不安全。
老张说远程办公系统已经调试好了,所有文件都能在线处理,您没必要冒这个险。
小周欲言又止了半天,最后只憋出一句“林总您注意身体”
。
她都只是说:“知道了。”
然后继续坐在那张红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接电话,开视频会议,处理那些不会因为疫情而暂停的、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
陈万驰也没有走。
他把铺盖搬到了自己办公室。
十九层东侧,那间他待了六年的房间,沙发太短,他个子高,每天夜里蜷着睡,第二天起来腰酸背痛。
他从不抱怨,只是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现在二十层西侧的门口,敲门,三下。
“早饭。”
他把保温袋放在她桌上。
有时候是粥,有时候是馄饨,有时候是他留的包子。
她吃的时候他就站在窗边,背对着她,看楼下那些说。树已经绿了,三月底的春风拂过枝头,那些嫩生生的叶子轻轻摇晃。
“你吃了没有?”
她问。
“吃了。”
他说。
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没有。
四月初,倒春寒。
北京下了那年春天的第一场雨。雨不大,细细密密,却带着刺骨的寒意,像冬天赖着不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