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防大学出来,江朝阳又去了总政。
江朝阳没有进去,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心里想,这条路不好走,但必须走。他没有找任何人,只在门口站了会,便走了。
回到深圳后,江朝阳继续埋头工作。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调动的事,包括苏清晚。
他知道,这事不能急,也不能说。说出来,就成了“找关系”
;不说,就是“组织安排”
。他等。等广州军区的推荐,等国防大学的接收,等总政的批复。
等了三个月,没消息。又等了三个月,还是没消息。他给苏清晚打电话,只字不提调动的事,只是问家里的情况,问晨曦的学习,问晨光的训练。
直到苏清晚离开深圳的第二年春天,广州军区政治部来人考察江朝阳。
考察组在警备区待了三天,找了几十个人谈话,看了厚厚一摞材料,还旁听了一次警备区的党委会。
江朝阳在会上发言,讲了关于加强警备区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条理清晰,措施具体,得到了一致好评。
考察组走的时候,组长握着江朝阳的手,说:“江政委,你是个好同志。”
江朝阳说:“谢谢。”
他没有问考察结果,他知道,问也没用。
又过了好几个月,调令终于下来了。江朝阳调任国防大学教研部副主任,副军级,授少将军衔。接到通知那天,江朝阳正在训练场看部队演习。
通讯兵跑着过来,气喘吁吁的说着,“政委,调令!”
江朝阳接过文件,打开,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
7年,不应该说是他在深圳的第八个年头。他终于要回到京城去了,回到他家人身边。
演习结束后,他回到办公室,给苏清晚打了个电话。
交接工作花了一周。他跟新来的政委谈了话,把手里的事一项一项交代清楚,又去跟广州军区的领导告别。
老领导握着他的手,说:“朝阳,到了京城好好干,别给咱们军区丢脸。”
江朝阳说:“您放心。”
老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走的那天,警备区的机关干部都来送他。大家站在办公楼前,排成两排,没有鲜花,没有锣鼓,只有掌声。
江朝阳从队伍中间走过,跟每个人握手。有的握得重,有的握得轻,有的握完了还攥着不放。他走到车门前,转过身,冲大家敬了一个军礼。大家也敬礼。
他放下手,弯腰钻进了车里。车子发动了,缓缓驶出警备区的大门。他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些越来越远的身影,看着那扇熟悉的大门。
他收回目光,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的时候,天隐隐泛着白光。
刚走下火车,便注意到站台一侧,几个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穿着军装,整齐肃穆,身板挺得笔直,是国防大学的接站人员。
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建国,国防大学教研部办公室主任,上校军衔,四十出头,方脸膛,浓眉毛,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
他看见江朝阳下车,快步迎上来,主动伸出手,握得很紧,语气热情却不失分寸,目光诚恳,“朝阳同志,辛苦了。”
江朝阳连忙握住他的手,掌心的温度传递着战友间的亲切。
他微微用力,笑着回应,声音低沉有力,带着几分风尘仆仆的沙哑,却依旧沉稳:
“建国同志,麻烦你们亲自来接,太客气了。一路软卧,不辛苦,就是坐了二十多个小时,难免有些乏。”
王建国松开手,侧身示意身后的干事,说:“应该的,你是咱们教研部的新副主任,跨大区调动,校里十分重视。”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来,让同志们帮你提东西,先上车。营区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招待所,先好好休息,明天再去部里熟悉情况。”
他话音刚落,身后的两个干事就上前一步,准备接江朝阳手里的皮箱和帆布包。
江朝阳把帆布包递过去,皮箱却拎在手里没松。
他摇了摇头,语气很坚决,但脸上还是带着笑:“不用去招待所。送我去部委家属院吧,我爱人和孩子们都住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