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我们的一线办案同志,”
董春生的语气带着明显的批评意味,“作为案件的具体负责人,在明知道嫌疑人拥有境外身份、存在极高外逃风险的情况下,应该具有的风险防控意识在哪里?应急预案又在哪里?”
他咄咄逼人地追问:“有没有安排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隐蔽的监控?有没有及时通报边检、公安等部门进行布控?有没有考虑到他可能利用其他身份出逃的可能性并加以防范?如果这些最基本、最必要的防范措施都不到位,那么即使逮捕令批下来,嫌疑人难道就会束手就擒吗?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是一个优秀检察官必须具备的素质!”
这一番话,直接将乔强军成功外逃的主要责任,从审批环节转移到了具体执行环节,扣在了曹恒印“工作失误”
、“缺乏预见性”
的头上。
最后,董春生的视线落在了肖北身上,语气变得意味深长,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
“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工作的边界和程序问题。肖北同志作为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对粮食系统的问题保持关注,这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环视会场,确保所有人都听清他接下来的话:
“政法工作,尤其是职务犯罪的侦查,有它自身的规律和严格的程序要求。它不是普通的行政事务,更不应该受到非分管领域领导过多的、甚至是越俎代庖式的‘指导’和‘干预’。”
“手伸得太长,有时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打乱正常的工作节奏,模糊了责任主体,甚至……可能引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阻力。如果大家都能够各司其职,严守工作边界,严格按照程序办事,也许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就可以避免。”
董春生这番话,看似在谈工作程序和边界,实则字字句句都在指责肖北“手伸得太长”
、“越权干预”
,暗示正是肖北的“不当介入”
才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混乱和阻力,最终酿成恶果。
他将自己和陈海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反而将曹恒印的“失职”
和肖北的“越权”
树立为导致事件失败的主要原因。
会议室内的气氛,因为董春生这番绵里藏针、推责诿过的言,再次变得微妙而紧张起来。
江基国缓缓站起身,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这个姿态充满了压迫感。他没有立刻爆,但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被他周身散的低气压冻结了。
“董春生同志,”
他的声音异常平静,却像冰层下的暗流,蕴含着可怕的力量,“你的检讨,我听到了。你的‘审慎原则’,你的‘依法依规’,你的‘工作边界’……说得都很好,逻辑也很自洽嘛!”
“但我要问你!”
江基国的声音不大,但听得出来他话里压抑的愤怒:“你的‘审慎’,你的‘依法依规’,是不是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一线办案的同志多次、紧急的风险预警的情况下,还是让一个重大犯罪嫌疑人从容准备、顺利出逃!还有你的‘工作边界’,是不是划得太清楚了?”
江基国勾了勾嘴角,无不讥讽的说:“清清楚楚地划出了一条让腐败分子逃之夭夭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