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具体的合作洽谈,耗费了林墨大量的时间和口舌。但在此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忘记另一个重要的目的。
几乎在每个公社,在谈话的间隙,或是饭后闲聊时,他都会看似不经意地将话题引向基层的“劳动锻炼”
情况。
“咱们公社现在接收了不少下来参加劳动锻炼的同志吧??”
他会这样问。
或者,“听说城里不少老师傅、技术员都下到农村了,咱们公社有没有分到?都是些什么方面的能人?”
陪同的王振山书记和其他公社干部,大多只当他是随口关心,或者是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政策的关注,往往也就随口回答。
“有啊,怎么没有!咱们公社卫生院就来了个老大夫,本事真不错!”
“三大队有个原来在什么机械厂搞维修的,现在帮着维护拖拉机、抽水机,手巧得很!”
“五队那边有个女同志,说是以前中学教音乐的,现在领着社员唱歌、排节目,挺活跃……”
林墨总是听得很认真,偶尔追问一两句:“哦?是哪个厂的?姓什么?”
或者,“原来具体是做什么技术的?”
他随身带着的那个硬壳笔记本,除了记录木材数据、合作要点,后半部分空白页上,渐渐多了一些简短的、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记录。没有具体的姓名和公社,只有一些代号和关键词:“红星,三队,喂牲口,关,雕花?”
“李庄,机修,张,铣床?”
“王屯,音乐,女,陈,钢琴?”
……
这些零碎的信息,如同散落在荒野里的不起眼石块,被他一一拾起,小心地收藏起来。他不知道这些石块何时能派上用场,甚至不知道它们最终是否能拼凑出什么图案。
但他相信,在这个拆卸一切既有结构的年代,这些承载着特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本身就如同那些被埋没的良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原料”
。储备它们,和储备木材一样重要。
为期一周的公社之行结束,吉普车满载着协议、承诺、以及林墨笔记本里新增的密麻字迹,返回了四九城。
回到厂里,林墨没有休息,立刻向聂怀仁和陈枋安汇报了此行的成果。
“五个公社同意供应现有木材,第一批料最快十天左右就能组织运输进厂。两个公社有联合种植的强烈意向,还要请我们帮他们解决冬季蔬菜大棚的技术问题。我提出了用本地硬木替代钢铁骨架的方案,他们愿意尝试。”
林墨将整理好的纪要放在桌上。
聂怀仁专注地听着,手指在纪要上滑动:“木材供应能接上,这解了燃眉之急。木结构大棚……有把握吗?”
“技术上可以解决。关键是木材的防腐处理和结构节点的设计,需要精细计算和现场指导。我回去就着手设计,尽快拿出图纸和施工要点。”
林墨回答。
陈枋安更关心政治层面的影响:“支援农村搞大棚,这方向是对的,体现了工人阶级对农民兄弟的关怀,也符合‘工农结合’的精神。林墨,这个事你要当成政治任务来抓,一定要搞好!需要什么支持,厂里给你协调!”
“我明白,陈主任。”
林墨点头,“我会尽快把方案做出来。不过,具体施工可能需要从厂里临时抽调一两个懂木工、又灵巧的工人过去指导,毕竟公社那边缺乏专业人手。”
“这个没问题!”
陈枋安大手一挥,“你定好人选,出去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就行!”
原料渠道的拓展初见曙光,“北地”
系列的试生产也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二分厂的一条小生产线开始调整工艺参数,更换部分刀具模具,工人们围着赵山河和林墨,学习新系列的操作要点和质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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