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四九城的冬天来得又急又狠。墙上的大字报新旧叠压,浆糊冻成了冰壳,边角在风里猎猎作响。
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步履匆匆,眼神警惕地掠过那些胳膊上戴着各式袖章、三五成群呼啸而过的年轻人。工厂区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嘶吼着激昂的旋律和口号,但那声音在凛冽的风中,也显出几分声嘶力竭后的空洞与疲惫。
轧钢厂这片昔日机声隆隆、铁水奔流的热土,如今却陷入一种诡异的“半休眠”
状态。几座主要车间虽然还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运转——高炉不能熄,一些关乎民生和战备的订单不能停——但往日那种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繁忙景象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车间里越来越多的空置工位,是机器有气无力的低鸣,以及弥漫在空气中、比钢铁粉尘更令人窒息的紧绷与猜忌。
李怀德的身影,如今频繁出现在生产一线。他穿着与工人无二的蓝色工装,戴着安全帽,在刘海中和他那支日益壮大的“生产纠察队”
簇拥下,巡视一个个车间。
他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既严肃又带着几分“与工人打成一片”
亲和力的笑容,与遇到的工人点头,偶尔还会停下脚步,拍拍某个老师傅的肩膀,说几句“老师傅辛苦了,要注意劳逸结合,更要跟紧革命形势”
之类的话。
然而,他带来的,却绝非“劳逸结合”
。他巧妙地利用着刘海中这支熟悉车间内部情况、又对他忠心耿耿的力量。纠察队的手越伸越长,从监督劳动纪律,到检查生产记录,再到“帮助”
某些“思想落后”
或“技术保守”
的老师傅“提高认识”
。
一些原本由杨厂长直接任命的班组长、车间骨干,在各种“群众评议”
、“民主揭发”
的名义下,被调整、靠边站,甚至被挂上牌子接受批评。顶替上来的,往往是那些技术平平但“觉悟高”
、“敢说话”
,并且早早向李怀德或刘海中靠拢的工人。
杨厂长被架空了。他依然坐在厂长办公室里,但发出的指令出了门就大打折扣。生产调度会上,李怀德和刘海中的意见往往能压倒他的决定。车间主任们汇报工作,眼神总是不自觉地先瞟向李怀德。曾经铁板一块的生产系统,如今布满了李怀德钉下的楔子,松动、裂缝,悄然蔓延。
真正让李怀德下定最后决心的,是一个从更高层面传来的消息:傻柱的那位贵人,重工业局那位赏识杨厂长的副部级领导,即将“南下考察”
,归期未定。这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李怀德心中最后一丝顾忌。后台要走了,杨厂长最大的倚仗悬空了。
机会,出现在杨厂长的一个侄子身上。
杨卫民,二十出头,被杨厂长安排到了宣传科。年轻人难免有些浮夸,爱吹牛。这些毛病在平时或许只是小节,但在有心人眼里,就成了可以撬动巨石的支点。
刘海中得了李怀德的授意,盯死了杨卫民。很快,纠察队就“掌握”
了确凿“证据”
:杨卫民没有走正规程序将女朋友于海棠安排进了宣传科做播音员。
杨伟民被纠察队从宿舍揪出来,押到厂区空地上,脖子上挂了写着“裙带关系”
“损公肥私”
的牌子。刘海中亲自组织批判会,唾沫横飞,上纲上线。
消息传到杨厂长耳朵里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对着季度生产报表发愁。听到侄子出事,他手里的红蓝铅笔“啪”
地断了。他知道,这是冲他来的。
当天晚上,杨厂长敲开了李怀德家的门。没有寒暄,这位曾经在轧钢厂说一不二、以强硬和技术权威着称的老厂长,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灰败。
第二天,轧钢厂的公告栏上贴出了新的任命和处分决定:原厂长杨立国同志,劳动改造,杨卫民则被下放车间改造,反而于海棠因为确实符合播音员的标准被留在了宣传科。
尘埃落定。李怀德在刘海中等人的簇拥和欢呼声中,正式全面接管了轧钢厂。而失去了最后的核心与秩序维系者,本就人心涣散、生产受阻的轧钢厂,在几番“庆祝胜利”
、“整顿队伍”
的大会后,干脆宣布全面停工“搞革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