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船厂里面的事,朝堂上的事情也不少。
先是解缙入京,一家人全数押入诏狱,但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显然朝堂上对这桩案子也是有反对的声音的,甚至也有言官弹劾锦衣卫证据不足、刻意构陷,所以朱棣选择了冷处理,只将人投在诏狱里,等关几个月再动手。
期间不知是文官集团有意祸水东引,还是恰好撞上了这个当口……
当日定海卫通贼的事情也被翻了出来。
倭寇时常侵染沿海边境,这事朝廷上也多见怪不怪了,去年那一回格外厉害,但是观海卫援助及时、定海县城得守,未造成太大的伤害——这个结果摆在这里,在朝堂上实在是个说不上来的大事。
古代的信息不畅通就是如此,在定海县百姓眼里十年难得一遇的浩劫,几乎拼上了他们全部身家性命赢下的一场仗,自觉光宗耀祖能去阎王爷那里论论英雄的牺牲和壮举……在大多朝廷官员眼里,也不过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祸”
罢了。
而在朝上,其实有一条“天灾”
高于“人祸”
的隐形规则。
这倒也好理解,因为天灾是言官最能够攻讦“皇帝不仁”
、“天命难违”
的借口,是与个人能力关联较小的灾难,做好了能领功劳,做不好也未必有很大的惩处,但人祸就不一样了……你得先找好背锅的。
要是找不到,那你最好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上报也行。
所以即便程允和观海卫指挥使的折子早就写好上呈,这件事却还是一日拖过一日,拖到了如今。
能被翻出来,还是因为文官集团要用这件事做矛,去攻伐汉王。
闻予之前就已经从谢昀那里了解过,定海卫指挥使徐海在逃亡之后,其实一直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给他定性为叛变。
这里又是一个定海县人民听见了能跳起来的常识问题。
开门揖盗,不战而降都不算叛变,那什么算?
可事实就是如此,即便程允的证据、定海县的伤亡数字都足够客观了,甚至还有徐兆言这个人证,但在朝廷上,甚至在锦衣卫眼里,这种证据依然不够“直观”
。
时下认为的“直观”
,和闻予概念中的直观也有着很大的出入。
他们认为,证据链中最不可缺少的,其实是强有力人证的口供。
到底怎么算强有力?
就是诸如李兴之于解缙,或是解缙之于太子,拥有“师生”
“姻亲”
“同族”
“夫妻”
这种在“三纲五常”
之内被儒家认定的关系的这些人,他们的证词。
和现代法律截然相反,但也不能说错,毕竟大多数人都在这套框架之下的时候,这种方法也挺高效的。
所以如果徐海不能被判定为“通倭叛变”
,那么他依然会被认定为丘福的直系心腹,而此时的丘福……显然已经没办法出来给自己辩驳了。
这件案子自然就牵扯到了汉王。
丘福从来就是汉王党的第一人,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何况汉王参与双屿岛走私一事虽然知道的人不多,却也不少,甚至南京城中也有不少世家大族跟着他一起“财”
的。
即便这是朱棣默认给儿子的“小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