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写得很快。他不是在“起草”
,他是在“录入”
——芬恩用英文口述,他用英文写,偶尔停下来问一两个法律术语的措辞,芬恩闭着眼回答,他点点头,继续写。写完之后他通读了一遍,又递给芬恩。芬恩睁开眼,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点了点头,递给伊集院。
伊集院接过去,从口袋里摸出一副老花镜,戴上。镜腿是金的,细得像铁丝,架在他瘦削的鼻梁上,压出两道浅浅的红印。他低着头,一行一行地读,读得很慢,有些条款反复看了好几遍。手指在纸面上移动,指节粗大,指甲修得整齐,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磨损了的金戒指,戒面的纹路已经看不清了。
读完最后一行,他把眼镜摘下来,折好,放回口袋。然后从西装内袋里抽出一支钢笔——不是刚才那支万宝龙,是另一支,黑色的,笔杆更细,笔尖更尖。他拧开笔帽,在第一页的右下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伊集院彦吉。
四个汉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签字的时候他的手没有抖,但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瞬——不是犹豫,是一个七十六岁的人,在签一份他不知道自己签完之后会不会被军部认账的文件时,本能地停了一下。然后他签完了。
他把文件推回给芬恩。芬恩接过去,看了一眼签名,把文件搁在茶几上,从躺椅旁边的抽屉里摸出一支钢笔,拧开帽,在伊集院签名旁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芬恩·李。三个字,写得潦草,但力道足,笔尖几乎要戳破纸背。
他签完之后把文件推给爱德华。“你签。见证人。”
爱德华接过笔,在文件底部签了自己的名字。爱德华·摩根。工工整整,每个字母都端端正正,像他在哈佛法学院抄判例时练出来的那种字。
文件签完了。
伊集院把钢笔收好,把老花镜从口袋里拿出来又放回去,把公文包的铜扣扣好,站起来。动作不快,每一步都在他自己的节奏里。
“芬恩先生,”
他说,“那我就告辞了。”
芬恩没站起来。他靠在躺椅里,把烟叼回嘴上,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叮”
一声打着,凑到烟头上。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慢慢喷出来。
“嗯。”
他说,“慢走。”
伊集院拎起公文包,转身沿着碎石路往外走。他的步子不快,鞋底踩在碎石上,嘎吱嘎吱响,从近到远,从大到小。武官已经站在车旁边了,手搭在车门把手上,没有拉开车门,等着他走过来。
芬恩在他身后喊了一声:“伊集院!”
伊集院停下脚步。他回过身。秋风把他的大衣下摆吹起来,飘了一下,落下。他的头被吹乱了,几缕白搭在额前,他伸手拢了一下,没拢住,又垂下来了。他的背影有些佝偻——不是驼背,是一个七十四岁的人站了一上午、说了那么多话、走了那么长的路之后,肩膀往下塌了一截,脊背不像刚来时那么直了。
芬恩说:“我小儿子也十九岁——在香港读中文。”
伊集院怔了一下。他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他“瞬间明白了很多”
。不是明白了什么秘密,不是看穿了什么阴谋。是忽然懂了——这个人在跟他说“我理解你”
。不是妥协,不是让步,不是交易。是理解。一个父亲,对另一个父亲。
他点了点头。“好。”
他说,声音不大,但很稳,“我知道了。”
他转过身,继续往外走。皮鞋踩在碎石路上,嘎吱嘎吱,越来越远。
武官拉开后座车门,他弯腰坐进去,公文包搁在膝盖上。车门关上的声音闷闷的,像一个人终于把门关上了。轿车缓缓驶出庄园大门,轮胎碾过碎石路,扬起一小片尘土。
芬恩站在草坪上,看着那辆车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路尽头的橡树后面。他把烟叼回嘴里,吸了最后一口,烟头猛地一亮,暗红色的火光在他指尖闪了一下。他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按死,火星在玻璃缸底跳了一下,熄了。
“芬恩叔叔,”
爱德华站在他身后,手里还攥着那份签好的文件,“这份文件——”
“收好。”
芬恩说。他没有回头,目光还落在远处那条空荡荡的路上。“以后用得着。”
爱德华把文件叠好,夹进自己随身带的笔记本里。他张了张嘴,想问什么,看了看芬恩的侧脸,又把嘴闭上了。芬恩站在那里,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塌着,不是累,是一种——事情办完了之后的松弛。他看着那条路,路的尽头是一排橡树,橡树后面是灰蓝色的天。
庄园里很安静。秋风吹过草坪,吹动茶几上那张还没收起来的报纸,纸页翻了一下,又翻了一下。厨房里飘出来的饭香已经散了,大概是关火了。远处那几匹马还在围栏里站着,一动不动,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姿势。爱德华站在芬恩身后,不远不近。他手里拿着笔记本,本子里夹着那份刚签完的文件。他没有再看文件。他看着芬恩的背影,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