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走水路。天津港、烟台港装船,挂外国旗,伪装成普通商船,不进大连、营口的内港,在外海锚地转内河小货轮、江轮,沿辽河、松花江北上,避开哈尔滨,走呼兰、通河、佳木斯一线,进入黑龙江干流,直达苏美洋。运量大、度快,但风险高——日伪的控制区像一根绷紧的弦,稍有不慎就会崩断。
东南线,几乎就是走私。走吉敦线、敦图线,过图们江进入朝鲜北部的罗津、清津港,装外国船,从日本海北上,绕库页岛,进入黑龙江口、鞑靭海峡,直达苏美洋。这是最绕远的一条路,也是最安全的一条路——因为日本人想不到有人敢从他们的鼻子底下走。
北线,最野,也最机密。从关内走热河、通辽,走洮昂铁路到洮南、白城,弃铁路,转森林小道、伐木道、抗联密营通道,穿大兴安岭东麓、小兴安岭,直达孙吴、黑河、逊克等苏美洋核心区。这条路的优点是隐蔽,缺点是——大兴安岭的冬天能把人活活冻死在路上。
楚中天站在地图前,手指从一条线划到另一条线,划了一个来回。郭松龄坐在边上,手里夹着烟,没点。他的眼睛下面挂着两团青黑,像是被人用墨笔在颧骨上点了两下。
“西线运力不够。”
郭松龄说,“走张库大道,骆驼队一个月跑不了几个来回。就算加上汽车,也不够苏美洋的胃口。”
“东线风险太高。”
姜登选的手指在哈尔滨的位置上点了点,“这里卡着铁路枢纽,日本人查得严。一旦被扣住,整条线都废了。”
“东南线绕得太远。”
张学良把烟叼在嘴里,没点,“走朝鲜海路,船期长,周转慢。而且朝鲜北部那几个港口,日本人的特务也不少。”
“北线……”
楚中天的手指停在大兴安岭的位置上,没有往下说。
屋子里安静了片刻。四个人互相看着,谁也不愿意第一个拍板。
芬恩坐在边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他没喝。他看着面前这几个眼袋比眼睛还大的家伙,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忍笑,又像是在叹气。
“先安排人趟趟路吧。”
他终于开口了,把茶杯放在桌上,杯底磕在木面上出一声轻响,“每一条都派人走,走通了再说。狡兔三窟——窟不怕多,怕的是到了要用的时候,窟还没挖好。”
楚中天点了点头,把地图收起来。张学良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蹭了一下,椅子腿在地面上刮出一声短促的尖音。郭松龄把没点的烟从嘴里拿下来,塞回烟盒里。姜登选最后一个走,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回过头。
“芬恩先生,您刚才说还有一条路?”
芬恩把烟叼在嘴里,火柴划了一下,没着。又划了一下,火苗跳起来,照亮了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
“嗯。”
他说,“还有一条路。不过不急,等我想清楚了再说。”
几天后,约瑟夫·克拉克·格鲁到访苏美洋。
这位是谁呢?哈佛毕业,东海岸贵族俱乐部成员,华尔街最信任的外交官之一,现任美国驻日大使。他跟摩根、杜邦、华尔街的很多大佬关系都很好,在东京说话比国务卿还管用——日本政府、军部、外务省都认他。而且他不是资本家,不是摩根杜邦的股东,不做投机买卖,不靠生意分红。纯老牌精英职业外交官,身家清白、名声体面、仕途为重。
他的汽车从哈尔滨方向来,沿着中东铁路一路往北,在苏美洋的火车站停稳的时候,他透过车窗看到了远处那些冒着白烟的烟囱、高耸的厂房塔楼、以及在铁路线上穿梭不停的货运列车。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这不是一座城镇。这是一座工业城市。
他在站台上站了片刻,没有立刻往前走。风吹过来,带着煤炭燃烧的气味和机器运转时特有的那种嗡嗡的低频震动。这气味和震动他熟悉——在匹兹堡、在底特律、在芝加哥,他都闻过。
只不过那些地方,在大洋彼岸。
他在包达的引领下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芬恩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芬恩先生,”
约瑟夫在沙上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脚边,语气不算客气,但也不算疏离,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他已经确认过的事实,“您是在远东建了一个芝加哥吗?”
芬恩闻言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在会客室里回荡,震得窗玻璃都嗡嗡响。
“过奖了,约瑟夫先生。”
他把烟叼在嘴里,没点,“芝加哥可不用同时应付三个国家。”
约瑟夫微笑着点点头。他打量着这个会客室——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东北亚地图,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路线、据点、标注。有些标注他认识,有些他不认识。他的目光在那张地图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收回来,落在芬恩的脸上。
“这座工业堡垒在地缘博弈中的价值,远芝加哥。”
他把手搭在膝盖上,身子微微前倾,“芬恩先生,您的战略眼光,让我明白了一件事——西奥多先生当年为什么会看重您。总统先生跟我说,有些事情我能帮上忙。不如先说说是什么事情?”
芬恩点上烟,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子里慢慢喷出来,在两人之间的空气里翻卷、上升、消散。他把烟叼在嘴里,身子往沙里靠了靠,翘起二郎腿。
“约瑟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