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说话。她听见她们转身的声音——没听见脚步声,只听见衣服窸窣了一下,很轻,像风吹过纸页。然后小门开了,又关上了。没有铁门吱呀的声音,没有插销碰撞的声音,什么都没有。就像有人把一张纸从门缝里抽走了。
孙阿姨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可能是几秒,可能是几分钟。等她抬起头的时候,店里空了。灯还亮着,货架上的东西整整齐齐的,啤酒码在角落里,方便面摞在柜台上,火腿肠挂在钩子上。电话还搁在桌面上,听筒歪在一边,没有放好。她伸手去够,手抖得厉害,够了两回才把听筒拿起来,搁回去。
她盯着那部电话看了好一会儿。听筒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她凑近了闻,没有香水味,没有洗水的味道,什么都没有。
她拨了老伴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那边迷迷糊糊的,嘴里含含糊糊的:“喂……干嘛……这么晚了……”
“你过来接我。”
她说。声音在抖,手也在抖,电话在手里晃,听筒磕在耳朵上,咚咚响。
“怎么了?”
“你过来,你过来接我。我撞上东西了。”
老伴来了。披着棉袄,踩着棉拖鞋,从二十多栋走过来,走了十来分钟。进门的时候嘴里还在嘟囔,说大半夜的不睡觉折腾什么。孙阿姨坐在柜台后面,老花镜摘了,搁在桌上,手攥着那摞钱,攥得皱巴巴的。
她跟老伴说了。从头到尾,一个字没落。说到那三个女孩从她身边挤进来的时候没有风,老伴的眉头皱了一下。说到那女孩在电话里说“姓郑的保安”
,老伴的烟叼在嘴里忘了点。说到电话挂了之后她没听见脚步声,老伴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搁在桌上了。
“你胡说八道。”
老伴说,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咬得很死,“你是不是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看多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三个姑娘死了小半年了,你在这儿编什么故事?”
孙阿姨急了,拍着桌子站起来:“你才老糊涂了!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你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孙桂香什么时候撒过谎?你跟我过了三十年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老伴不说话了。他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上去,把灯关了,拉着孙阿姨出了门。外头冷,风灌进脖子里,孙阿姨缩了缩肩膀。老伴走在前头,她在后头跟着,两个人的影子在路灯底下拉得老长。走到六号楼底下的时候,孙阿姨的脚步顿了一下。她抬头往二楼看了一眼。中单元那扇窗户黑着,黑得像一个洞,什么也看不见。
老伴回头瞪她:“走,别看了。”
孙阿姨是那种憋不住话的人。第二天,隔壁卖水果的老李来买烟,她跟老李说了。第三天,来买酱油的刘婶站在柜台前头听了半个钟头,酱油瓶子搁在柜台上忘了拿走。一个礼拜之后,整个小区都知道了——六号楼那三个死了的姑娘,夜里跑到小卖部打电话了。
有人说孙阿姨撞邪了,有人说她是编故事,有人说她就是想红。可更多的人信了。因为孙阿姨说的那些细节太真了——那女孩在电话里说的话,那姓郑的保安,那翻窗进来的刀。这些事儿,孙阿姨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太太,从哪儿知道的?
小区里炸了锅。天黑之后没人敢出门,六号楼底下连野猫都不去了。有人绕道走,有人搬走了,有人在门上挂了桃木剑,有人在枕头底下压了剪刀。社区的人来找孙阿姨谈话,让她别瞎传了,她梗着脖子说我没瞎传,我说的是真事。有人说她造谣,她拍着柜台说你才造谣,你们全家都造谣。
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
两个女警察,年轻的,二十出头,制服穿在身上还不太合身,帽子压着眉毛,表情严肃得很。她们把孙阿姨请到了派出所,坐在硬板凳上,面前搁着一杯水,凉的。她们把电话记录调出来,打印在一张a4纸上,推到孙阿姨面前。
“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这部电话没有任何呼出记录。”
女警察的声音硬邦邦的,像是从喇叭里放出来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
孙阿姨看了一眼那张纸,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她不认识几个字,可她看懂了那个表格,看懂了一排一排的空格。她拍着桌子就哭了。哭得惊天动地,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声音在审讯室里来回撞,嗡嗡的。
“你们欺负人!我这么大岁数了!我骗你们干嘛!你们去小区问问,我孙桂香什么时候撒过谎!那三个姑娘就站在我柜台边上打的电话!我亲耳听见的!你们不信我,我撞死在这儿得了!”
两个女警察面面相觑。一个给另一个使眼色,另一个站起来出去了。孙阿姨还在哭,哭得喘不上气,眼泪滴在那张a4纸上,把墨洇花了。
后来进来一个老警察。五十多岁,头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嘴角往下耷拉着,可眼睛不凶。他端着一杯热水,搁在孙阿姨面前,杯子是白的,水是烫的,杯壁上凝着一层水珠。
“阿姨,别哭了。”
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慢,“喝口水,慢慢说。”
孙阿姨擦了擦眼泪,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烫,她嘶了一声,把杯子放下了。老警察坐在她对面,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又塞回去了。
“阿姨,您把那天晚上的事再跟我说一遍。从头说,一个字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