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你刚才说那话,是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啊,怎么了?
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说:“你跟我过来。”
他把我拉到一边儿,离那几个人远点儿,压低声音说:“我老丈杆子就住这小区。这小区的事儿,没有我不知道的。”
我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大概十二三年前,”
他说,“这小区出过一档子事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又往四周看了一眼,声音压得更低了。
“有一男的,就住这小区里,北京人,看着挺老实的,有老婆。他在大连那边搞了个对象,是那边歌舞团的,跳舞的,年轻,漂亮。”
我听着,心里开始毛。
“后来有一天,”
他说,“他老婆出差,去上海。走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他老婆回来了。一开门——你猜怎么着?”
我没说话。
“一开门,看见屋里躺着俩人。她老公,还有一个女的。都死了。”
我嗓子紧,说不出话。
“法医来了,说是中毒死的。面汤里下的毒,俩人一人一碗,全死了。后来大家伙儿分析,八成是那女的知道他有老婆,趁他老婆出差,从大连跑过来找他。她带着毒药,逼他喝,自己也喝了。殉情。”
他说完,看着我。
“老刘,那男的,那女的,死了十二三年了。”
我站在那儿,腿都软了。
“那男的长什么样?”
我问他。
他说:“普通样,四十来岁,穿衣服挺老派的,爱穿中山装。”
我又问:“那女的长什么样?”
他说:“漂亮。特别漂亮。听说以前是跳舞的。”
我没再问了。
我靠着车站着,抽了半根烟,手一直在抖。
那天晚上我怎么回的家,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后来我再也没开过出租。
不是迷信。是我一想起来就后脊梁凉——那天晚上,我拉着两个人,跑了八百多公里。他们坐在我后座上,跟我说话,给我钱。
可他们早就死了。
那个男的去大连,是去接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从大连来北京,是来找那个男的。他们约好了,要在那个男的家里见面。
可他老婆突然出差回来了?还是他老婆根本就没出差?那个电话是谁打的?那个男的半路下车,是真的有事,还是他现了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我知道一件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小区。
一次都没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