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年间,王皇后无子,高宗宠爱武昭仪武则天,想要废黜王氏,改立武氏为皇后。消息传出,朝堂元老集体强烈反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四大托孤重臣轮番进谏,直言武则天曾侍奉先帝,身份尴尬,万万不可册立为后,褚遂良甚至在大殿之上以头撞柱,血流满面,拼死阻拦,李治屡次被重臣驳斥,进退两难,心中压抑许久的不满日益加剧。
彼时文武百官大多观望局势,一边是手握兵权、根基深厚的长孙无忌集团,一边是心意已决的年轻帝王,没有人敢公然站出来支持废后,生怕站错队伍万劫不复。许敬宗却一眼看透局势核心:废后一事,表面是后宫嫔妃更替,实则是李治想要夺回朝政大权,摆脱关陇勋贵集团的控制。长孙无忌是皇帝亲舅舅,却处处制衡皇权,李治内心早已积怨,武则天聪慧有谋,若能借此机会助力帝后,便是独一无二的从龙之功,未来权势不可限量。
权衡利弊之后,许敬宗主动充当帝后朝堂喉舌,四处游说百官,公开宣扬支持废王立武的言论,最着名的一番说辞流传至今:“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
意思十分直白,乡下农夫多收几石麦子尚且想着更换妻子,天子想要册立皇后,是帝王家事,外人凭什么无端阻拦、妄加议论。
这番话通俗直白,精准戳中李治内心痛点,将元老重臣的劝谏定义为干涉帝王私事,极大动摇了观望官员的立场。武则天暗中派遣心腹赏赐许敬宗金银财物,李治也对他愈信任,许敬宗不停在朝堂内外奔走,拉拢中层官员,不断向皇帝上书,罗列废黜王皇后、册封武昭仪的合理性,分化长孙无忌一派势力。
永徽六年九月,李治不顾群臣反对,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打入冷宫;同年十一月,正式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废后风波尘埃落定。全程奔走呐喊、出谋划策的许敬宗,立刻得到丰厚回报,官职接连升迁,显庆元年,授太子宾客,不久拜侍中,正式跻身宰相行列,同时保留监修国史职权,封高阳县郡公,高宗甚至特许他可以在武德殿西侧偏房随时等候召见,参与核心机密商议,圣眷远一众老臣。
站稳宰相之位后,许敬宗顺着帝后心意,持续清理前朝反对势力。他率先上书,请求削除王皇后、萧氏家族全部官爵,流放其亲族;紧接着进言,现今太子李忠乃是王皇后收养,身份尴尬,心中必然不安,建议废黜李忠太子之位,改立武则天亲生儿子李弘为储君,稳固国本。李治采纳提议,将李忠降封为梁王,外放房州,册封李弘为新太子,彻底斩断关陇集团借东宫制衡皇权的渠道。
此时朝堂之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依旧拥有极高声望,只要这些元老尚存,帝后依旧无法完全掌控朝政,铲除长孙集团,成为许敬宗下一阶段核心任务。显庆四年,一桩普通官员结党案爆,成为清算长孙无忌的导火索。
洛阳官员李奉节上书,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李治下令许敬宗、辛茂将一同审理此案。许敬宗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单独提审韦季方,严刑逼供,强行诱导韦季方供认与长孙无忌勾结,意图谋反。韦季方不愿凭空诬陷太尉,绝望之下当庭自刺,重伤未死,许敬宗趁机上奏,称韦季方畏罪自杀,足以证明长孙无忌谋反属实。
李治起初尚且犹豫,不愿直接处死亲舅舅,感慨道:“朕不忍处置元舅,后世史官会如何评价朕?”
许敬宗当即引述汉文帝诛杀舅舅薄昭的典故,劝说帝王大义灭亲,谋反乃是动摇江山的重罪,不能顾及私人亲情,若放任长孙无忌,他日起兵叛乱,皇室将万劫不复。一番层层递进的说辞,打消李治心中所有顾虑,下旨剥夺长孙无忌一切官职封地,流放黔州,其子侄全部革职流放岭南。
为杜绝后患,许敬宗奉旨前往黔州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抵达流放之地后,逼迫长孙无忌自缢身亡;褚遂良早已被贬潭州,不久后郁郁而终,韩瑗、来济等当初反对废后的大臣,尽数罗织罪名流放偏远蛮荒之地,朝中关陇勋贵势力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再也无人能够制衡李治与武则天,而许敬宗,便是这场大清洗最锋利的一把刀。
清算完所有政敌之后,许敬宗权势达到人生顶峰,显庆三年,升任中书令,即右相,手握中书省最高行政权力,朝廷所有诏令、官员任免商议皆需经过其手,兼修国史、监管图书典籍,军政文务大权集于一身,朝堂之上无人能与之抗衡。
身居相位、爵封郡公的许敬宗,晚年生活极尽奢靡张扬,宅邸修建得富丽堂皇,装饰奢华,家中歌姬侍女数以百计,时常举办盛大宴席,邀请百官赴宴,挥霍无度,俸禄、皇帝赏赐、联姻贿赂得来的金银堆积满屋,对钱财的渴求至年老丝毫没有收敛。
除了早年将女儿远嫁岭南蛮酋换取彩礼之外,许敬宗在子女婚嫁之上,全程以利益为先,只要对方能够赠送重金,完全不计较门第品行。他为儿子许彦伯迎娶尉迟敬德孙女,收取巨额聘礼,转头就在史书之中美化尉迟一族;但凡有官员想要家中子弟与许家联姻,必先奉上丰厚财物,一时间朝堂之中,人人皆知许相卖儿女换金银,士林鄙夷之声从未断绝。
比贪财更令朝野哗然的,是许敬宗自家爆的惊天丑闻,这件家事甚至惊动高宗,成为满朝文武茶余饭后的谈资。许敬宗年老之后,宠爱家中一位年轻侍妾,名叫虞氏,对其百般纵容。可他的长子许彦伯,常年出入内宅,竟与这位庶母虞氏私通,私情败露之后,许敬宗震怒不已。
寻常官员遇上这般家门丑事,大多私下遮掩,低调处置,保全家族脸面,许敬宗行事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他丝毫不在意家丑外扬,直接将儿子与侍妾私通的全部细节整理成文,写成奏折递交给唐高宗,主动揭自家丑闻,请求朝廷严惩儿子。高宗看过奏折十分震惊,只能依照律法,将许彦伯流放至岭南蛮荒之地,虞氏被逐出府邸,永不复用。
堂堂当朝宰相,将母子秽乱内宅的丑事主动上报天子,任由百官议论,丝毫不在乎家族声誉,当时众人皆无法理解其行事逻辑。有人评价他冷酷无情,为了自身清誉,不惜牺牲亲生儿子;也有人认为,许敬宗深知自身早已污点满身,再多一桩家丑也无法让名声更差,不如主动上交朝廷,展现自己大公无私、不徇私情的姿态,博取帝王信任,巩固自身相位。无论出于何种心思,这件丑闻再度坐实世人对他“家风败坏、毫无礼法”
的评价。
龙朔二年,许敬宗已七十八岁高龄,年老体衰,精力不足以持续处理繁杂政务,上表向唐高宗请求致仕,告老还乡。李治感念他数十年陪伴东宫、辅佐帝后、平定朝堂勋贵集团的巨大功劳,没有直接准许他完全辞官,下旨授予特进高阶散官,依旧保留俸禄、朝会资格,但凡国家重大商议、修撰典籍事宜,仍可入宫参与商议,恩宠依旧不减。
致仕之后的两年间,许敬宗安享荣华,高宗时常赏赐丝绸、珍宝、肉食,多次派人前往府邸探望。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八十一岁的许敬宗在家中病逝,走完横跨隋、唐两代的漫长一生。
得知许敬宗去世消息,唐高宗十分悲痛,为其废朝三日,停止朝堂议事以示哀悼,下诏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特许灵柩陪葬唐太宗昭陵。
陪葬昭陵是初唐臣子至高无上的荣誉,房玄龄、李靖、尉迟敬德等开国元勋才有此待遇,足以证明李治一辈子感念许敬宗的助力,全然不在乎朝野对他的负面评价。
风光下葬之后,朝堂再起风波,一场谥号之争,将许敬宗一生功过矛盾彻底摆上台面,成为后世评判他的关键佐证。
古代大臣离世,朝廷会根据一生品行功过议定谥号,一字或两字概括其人一生,流传后世,是文人官员身后最重要的盖棺定论。许敬宗死后,太常寺负责拟定谥号,博士袁思古综合其一生劣迹,拟定谥号为“缪”
。
按照古代谥法,“缪”
字代表名实不符、品行邪僻、言行虚伪,是极恶的差评谥号。袁思古给出理由清晰直白,全部取自正史记载的真实事迹:许敬宗江都兵变屈膝求生,失臣子气节;国丧之时取笑同僚,无礼失仪;收取重金嫁女蛮夷,贪财无度;执掌国史肆意曲笔,公报私仇;构陷长孙无忌等忠良,残害元勋;家中子女秽乱内宅,家风崩坏,一生过错数不胜数,配“缪”
字当之无愧。
这份谥号公示之后,许敬宗的孙子许彦伯(此时已遇赦从岭南返回长安)当即上书朝廷,激烈反驳太常寺的评定,控诉袁思古与许家有私人恩怨,刻意恶意诋毁先祖,请求朝廷重新召集官员商议,更换美谥。
朝堂之上就此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太常寺,认为许敬宗劣迹昭彰,恶谥理所应当;另一派以当年追随武后的中层官员为主,感念许敬宗当年助力废后、稳固皇权之功,认为不可全盘否定其功劳,不应给予极致恶谥。双方争论不休,奏折源源不断递至高宗面前。
李治内心偏向许敬宗,不愿自己倚重半生的心腹大臣身后背负极差的评价,于是下令重新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共同复议。官员权衡折中,最终改定谥号为“恭”
。
谥法之中,“恭”
代表恪尽职守、恭敬事君,属于中等偏温和的评价,刻意回避许敬宗品行上的诸多污点,只肯定他侍奉帝王、勤勉处理政务、修撰典籍的功劳。一场轰轰烈烈的谥号风波就此落幕,许敬宗最终以“恭”
为谥号流传史册,可太常寺最初拟定的“缪”
字,却精准概括了千百年来世人对他的主流印象。
后世修史之人,并不认可高宗偏袒之下定下的“恭”
谥。
五代编撰《旧唐书》,虽未设立奸臣传,却在传记末尾评语毫不留情,批判许敬宗见识浅陋、品行污浊,一心逢迎权贵;北宋欧阳修、宋祁修撰《新唐书》,秉持儒家正统道德评判标准,直接将许敬宗放在《奸臣传》开篇第一位,定性为大唐开国以来头号奸佞,逐条罗列篡改史书、贪财害义、构陷忠良种种罪状,自此之后,“唐朝第一奸臣”
的标签牢牢贴在许敬宗身上,流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