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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班固 编撰汉书朝堂失意（第4页）

，将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使体例更加严谨统一。

这种“断代为史”

的体例，是班固的一大创举，从此之后，历代正史都沿用了这种体例，影响极为深远。

永平九年（公元66年），班固将已经完成的《汉书》部分书稿（包括《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呈给汉明帝。

汉明帝看完后，对班固的工作更加肯定，正式下诏，允许他继续编撰《汉书》，并给予他充分的支持——不仅可以自由查阅宫廷藏书，还可以调用相关史官协助工作。

得到皇帝的正式授权后，班固更加努力。他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所有时间都用来编撰《汉书》。

为了保证史书的准确性，他对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人物传记都反复考证，多方核实；为了使语言更加典雅流畅，他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反复修改。

有时候，为了一个细节，他会查阅数十种资料；有时候，为了一句话，他会思考好几天。

就这样，班固在兰台令史、郎官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里，他始终坚守初心，潜心修史，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不管官场有多少纷争，他都不为所动，一门心思扑在《汉书》上。

他的生活简单而枯燥，却也充实而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一件能够流传千古的事情。

班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在编撰《汉书》的同时，他在文学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都赋》和《白虎通义》。

东汉建立之初，都城定在洛阳，但关中地区的一些前汉遗老始终怀念长安的繁华，认为洛阳不如长安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多次上书请求迁都长安。

汉明帝虽然没有同意，但这件事一直是朝廷的一个隐患。

班固认为，迁都不仅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会动摇国家的根基，于是决定写一篇赋，盛赞洛阳的优势，驳斥迁都的论调。

永平年间，班固精心构思，写成了《两都赋》。

这篇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部分，采用对话的形式，虚拟了“西都宾”

和“东都主人”

两个人物。

“西都宾”

极力夸耀长安的地势险要、宫室壮丽、物产丰富、风俗奢华，认为长安才配得上大汉的都城；“东都主人”

则反驳说，真正的都城不在于地势险要和宫室奢华，而在于君主的贤明、政治的清明、民生的安乐。

他详细描绘了洛阳的建制之美、礼仪之盛、教化之隆，歌颂了东汉王朝的太平盛世，指出东汉之所以定都洛阳，是为了吸取西汉因奢侈而衰败的教训，推行仁政，造福百姓。

《两都赋》篇幅宏大，辞藻华丽，气势磅礴，既展现了班固高的文学才华，又体现了他的政治远见。

赋中对长安和洛阳的描绘细致入微，对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方面的记载详实生动，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明帝看完《两都赋》后，非常满意，将其视为驳斥迁都论的重要武器，下令将其广为流传。

从此之后，请求迁都的声音渐渐平息，洛阳作为东汉都城的地位更加稳固。

《两都赋》的成功，让班固在文学界声名鹊起，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

。

但班固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而是继续潜心学问，在儒学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为了统一儒家思想，加强思想统治，召集宗室诸王、文武大臣和着名儒者在白虎观举行大会，讨论《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理论异同。

这次会议规模宏大，议题重要，汉章帝亲自出席，并亲自裁决是非。

班固作为当时着名的儒者和史官，奉诏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担任记录官，负责将会议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书。

白虎观会议持续了数月之久，各位儒者围绕着儒家经典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班固不仅要准确记录各位学者的观点，还要对这些观点进行整理、归纳、提炼，使其系统化、理论化。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深厚的儒学功底和高的文字驾驭能力。

班固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将会议结果整理成了《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义》共四卷，汇集了当时儒家思想的精华，明确了儒家经典的核心要义，确立了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成为汉代儒学的集大成之作。

这部书不仅是东汉王朝的“法典性”

着作，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和道德准则，还对后世的儒学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章帝对《白虎通义》非常重视，下令将其颁行天下，作为官方的儒学教材和思想准则。

《两都赋》和《白虎通义》的相继问世，让班固成为当时文坛和学界的领袖人物，深受汉章帝的赏识和信任。

汉章帝比汉明帝更加喜爱风雅文章，经常召班固入宫，与他讨论学问、鉴赏文章。

有时候，班固会在皇宫内室读书到深夜；有时候，汉章帝外出巡狩，班固会写下颂扬的赋献上；有时候，朝廷举行重大会议，汉章帝会让班固出面问难公卿大臣，公开辩论。

随着地位的日益提高，班固的生活也逐渐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