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常常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伏案疾书,听着父亲谈论历史兴衰、人物得失,心中对史学的热爱愈浓厚。
他不仅帮父亲整理资料、抄写书稿,还经常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
有一次,他问父亲:“《史记》记载黄帝以来数千年历史,为何到汉武帝就停止了?”
班彪摸着他的头说:“历史需要有人记录,更需要有人传承。我续写《史记》,是为了让后世知道西汉的完整历史,也是为了阐明圣人之道、正统之理。”
班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却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将来,他要完成父亲的事业,编撰一部真正属于汉朝的史书。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十五岁的班固告别家人,来到洛阳太学求学。
太学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汇聚了天下英才和顶尖的学者。
在这里,班固如鱼得水,不仅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后来成为东汉名臣的崔骃、李育等人。
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学问、纵论天下大事,班固的学识和眼界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
在太学的七年里,班固的名声越来越大。
他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就连当时的东平王刘苍都听说了他的名声。
刘苍是汉明帝的弟弟,深受皇帝信任,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准许他选拔四十多位幕僚。
刘苍特意派人邀请班固加入自己的幕府,班固欣然前往,写下了《奏记东平王苍》,为刘苍举荐了多名贤才,大多被刘苍采纳。
这段经历让班固初步接触了官场,也让他看到了东汉王朝的政治运作模式,为他后来编撰《汉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一则噩耗传来——班彪病逝了。
正在太学求学的班固悲痛欲绝,立刻动身赶回扶风老家奔丧。
居丧期间,班固整理父亲的遗物,看到了那部尚未完成的《史记后传》。
书稿字迹工整,却有许多地方还带着涂改的痕迹,有些篇章甚至只有大纲,没有正文。
看着父亲的心血之作,班固想起了父亲生前的嘱托,想起了王充的预言,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编撰一部完整、详实、正统的西汉史书。
这个决定,改变了班固的一生。
他不会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继承父志”
,会让他身陷囹圄,也会让他名垂青史;会让他得到皇帝的赏识,也会让他卷入政治的漩涡,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东汉,修史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
当时朝廷对史学控制极严,私人编撰国史被视为违法行为,一旦被举报,后果不堪设想。
班彪编撰《史记后传》时,虽然没有明确得到朝廷许可,但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朝廷官员,而且书稿主要是续写《史记》,没有触及太多敏感内容,所以才没有引来麻烦。
但班固不一样。
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儒生,没有官职,没有背景,却要编撰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书——这已经不是“续写”
,而是“重修”
,其风险可想而知。
有人劝他:“你父亲的书稿已经很完备了,何必再冒这个险?不如安心做官,光宗耀祖。”
也有人说:“私修国史是大罪,一旦被人告,不仅你自身难保,还会连累家人。”
但班固心意已决。
他对劝他的人说:“历史者,国之根本也。西汉二百余年,圣君贤臣辈出,功德卓着,若不能留下完整准确的记载,实为后世之憾。我父亲毕生为此,我岂能半途而废?”
于是,班固不顾风险,在扶风老家开始了《汉书》的编撰工作。
他以父亲的《史记后传》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包括宫廷档案、民间记载、诸子百家着作等。
为了核实一个历史事件的细节,他常常翻遍家中藏书;为了考证一个人物的生平,他不惜走访各地,询问知情人士。
那段时间,班固几乎闭门不出,每天从清晨写到深夜,饿了就随便吃点东西,困了就趴在案上打个盹,书稿一天天增厚,他的眼睛也一天天熬红了。
班固的弟弟班,也就是后来出使西域、“投笔从戎”
的那位英雄,看着哥哥如此辛苦,又担心他的安危,劝他说:“哥哥,修史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不如先去做官,等得到朝廷许可后再继续编撰也不迟。”
班固笑着说:“我若去做官,琐事缠身,哪里还有时间修史?再说,朝廷未必会同意我做这件事。我现在这样,虽然辛苦,却能专心致志,早日完成父亲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