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行刑那天,是六月。
法警推开监室铁门的时候,我正靠在墙上闭目养神。
其实没睡着,只是不想睁眼。睁开眼是那盏刺眼的灯,闭上眼也是那盏刺眼的灯,没什么区别。
杨远清,走了。
我了一声,站起来。
手铐脚镣冰凉,蹭在腕骨上那道旧疤上——那是八七年车间里那台冲压机啃的,二十多年了,阴天还痒。
我走得很稳,这辈子最后一段路了,摔了也难看。
下车的时候,太阳正从东边的山脊上冒出来。
山坡上长满了草,绿得有点刺眼。
一只灰麻雀从头顶飞过,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
我这一辈子,飞机坐过成千上万次,京城、沪上、香港、旧金山,航线画得比地图还密。
可那只麻雀飞的那一下,我忽然有点羡慕。
我以为走到这一步会怕。
怕的人我见过几个,有尿裤子的,有念经的,有哭着喊冤的。
我倒没怕,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拿勺舀过一遍,什么都没剩下。
那些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梦想集团的股价、杨家的脸面、薛玲荣的哭闹、杨旭的作天作地……
此刻都轻得像那麻雀尾巴上的一根毛。
风从山坡上吹过来,远处有鸟叫了一声。
法警在我旁边站定,问: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沉默了很久。
其实有。
可话到嘴边,又觉得说什么都矫情。
我这一辈子没跟谁道过歉,临死了装什么君子。
没有。
我低下头,闭上眼睛。
心里有个名字,我没脸说出口。
清欢。
我已经很久没叫过这个名字了。
年轻时候不敢当着薛玲荣叫,老了不敢当着杨帆叫,现在要死了,又叫不出口了。
怕一叫出来,就再也放不下。
2、
倒回去想,这辈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歪的?
我想了好几次,想找个确切的日子。
是跟薛玲荣那场晚宴?是八六年宋清欢离世?还是九五年杨帆回来,我转身走的那一刻?
后来我现,都不是。
是更早的事。
一九七五年,金陵老厂,车间里机油味呛人。
我亲手焊了台绕线机,比国营厂那台便宜一半,效率还高两成。
那时候梦想集团这名儿还没影儿,我只想做一台机器,卖出去,再做十台,再卖出去。
我出生的时候,杨家在金陵已经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了。
我是家里独子,整个杨家从上到下都把我当宝贝一样捧着。
我小时候住的是青砖大院,吃的是精米白面,读的是金陵最好的学校。
所有人都说我命好,生在了好时候,投在了好人家。
我也觉得自己命好。
高考还没恢复前,我就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了大学。
那天我父亲高兴得喝了半斤酒,拉着我的手说:远清,你是杨家的长子嫡孙,你要争气,要把杨家扬光大。
我说:爸,你放心,我一定让杨家成为金陵最大的家族。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到。
上了大学,我一边上学一边管理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