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你刚才引用的‘青少年抑郁症上升’数据,是全美数据,不是‘Facebook用户数据’,你不能把全社会的病归咎于一个工具。”
“又要重复工具无罪那一套吗?”
哈奇森轻笑了一声。
“当然,工具无罪,用工具的人有责。”
杨帆看着他。
“枪不杀人,人杀人;车不撞人,人撞人。互联网不让人抑郁,是人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内容可能让人抑郁。”
“而内容,是用户生成的,不是Facebook生成的。”
“但你的算法推荐了那些内容。”
哈奇森说。
“算法推荐的依据是用户行为。”
杨帆解释道。
“如果一个用户每天搜索‘如何自杀’,算法会推荐心理援助热线;如果一个用户每天看美食视频,算法会推荐更多美食。”
“这是用户的选择,他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无法干预。”
“所以你承认,你的算法会重复放大某些观点和内容?”
哈奇森抓住话柄。
“我不否认算法会放大高互动内容。”
杨帆纠正,“这是人性选择,不是代码。”
“但代码可以选择不放大。”
哈奇森说。
“可以。”
杨帆点头,“那请问,谁来决定‘什么该放大,什么不该放大’?”
“你还是我?FbI?国会?还是由现场的议员投票决定,今天我们该给美国人看什么?”
哈奇森不说话了。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或者说,有答案,但那答案不能说出来。
说出来了,就是“政府操控舆论”
。
而就在这时,法警将传唤的证人带进了会厅。
斯坦利·米勒。
原Facebook高级安全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