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安装监控,我们的反诈骗算法,每天处理数百万条信息,在骗子接触到用户之前,尽可能识别出可疑行为。
我们在报警,过去三个月,我们协助执法部门,破获了十七个跨国诈骗团伙。
我们在贴告示,每一位用户在添加陌生好友、进行大额转账之前,都会收到系统弹窗的明确风险提示。
我们在做一切,我们能做的事。
杨帆苦口婆心,但我们不能因为杂货铺里生了盗窃,就指着杂货铺老板的鼻子说:你是帮凶。
我们该指责的,不该是小偷吗?
一句话。
将倒置的本末重新归位。
也宣告彼得森的质询,失败了。
但彼得森没有放弃。
他看着杨帆,表面无动于衷,但心里愤怒开始在积攒。
杨先生,小偷该抓,杂货铺老板该提醒,这些都没错。
但我问的是——
他抬起眼睛。
如果杂货铺老板明知道自己的店里,每天都会有小偷光顾,他还是每天早上按时开门营业,不做任何改变——
那他算不算,也有责任?
这是一个好问题。
比刚才那个的问题更好。
它不再纠缠于技术定义,不再纠缠于数据和比例,而是问到了责任。
明知有风险,还继续运营,这本身是不是一种过错?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价值观答案。
而价值观问题,是听证会上不好回答,但如果早就做好了准备呢?
彼得森议员,您的意思是——
因为每年都会有人触电身亡,我们就应该禁止使用电力?
还是因为每年都有人在车祸中丧生,我们就不该制造汽车?
因为每年都有飞机失事,我们就不该飞越大西洋?因为每年都有人淹死,我们就不该游泳?
彼得森问得快,杨帆回答得更快。
归根结底,彼得森的逻辑站不住脚。
因为如果按照他的逻辑,平台上生了诈骗,平台就要负责。
那电话公司要为电话诈骗负责,银行要为金融诈骗负责,邮局要为信件诈骗负责,汽车厂要为车祸负责,电力公司要为触电负责。
逻辑站不住脚,即便强行使用,也伤不到杨帆。
彼得森议员,您的一生中,国家因为枪支暴力失去的生命,比1168这个数字多多少?
杨帆的声音听起来不重,但抵在咽喉。
您投票支持过无数次宪法第二修正案,因为您相信问题不在枪,在用枪的人。
那为什么,当问题变成互联网的时候,您就不相信这个道理了?
彼得森叹了一口气。
他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