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下周一和人事谈。我让她全程录音,谈完就来找我。”
苏晴沉默了一会儿,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面条:“郝铁,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帮了这么多人,最后这家店垮了怎么办?”
“想过。”
郝铁放下筷子,“但我也想过,如果我不帮,这家店活着,我又是什么?一个只会做咖啡的老板?那和三年前那个只会说‘算了’的搬运工,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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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那时候你是为了生存,现在你是为了生活。”
“不,”
郝铁摇头,“那时候我活着,但没生活。现在我才觉得,我在生活。”
苏晴看着他,忽然笑了,笑着笑着,眼角有泪光:“你知道吗,我最开始喜欢你,是因为你做的咖啡好喝。现在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让这家店有了灵魂。”
周五晚上,打烊后,郝铁照例在店里多待一会儿,整理一周的咨询记录。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个陌生男人,三十多岁,穿着POLO衫,手里拎着个公文包。
“请问,郝铁先生在吗?”
“我是。”
男人走过来,递上一张名片:“你好,我是‘工友之家’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姓赵。听说您这里在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想和您聊聊合作。”
郝铁接过名片,有些意外。
“我们组织在城西有个服务中心,每周有律师值班,但那边太远,很多工友不方便过去。”
赵先生坐下,开门见山,“我们想在这里设个点,每周一次,我们的律师过来,您提供场地。当然,我们会付场地费。”
郝铁没马上回答。他需要这个合作——更多的专业支持,更系统的帮助。但他也有顾虑。
“我这里的咨询是免费的,对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合作,能保证这一点吗?”
“当然。我们也是公益性质,不收费。”
赵先生笑了,“而且,我们不止提供法律咨询,还有技能培训、心理辅导、子女助学。我看过林记者的报道,也暗中观察过您这里。您做的,和我们想做的,方向一致。”
“怎么合作法?”
“简单。我们每周三下午派律师过来,您提供场地,帮忙预约和维持秩序。另外,如果您同意,我们想以这里为基地,开展一些社区活动——教工人用手机找工作、辨别黑中介、防范诈骗。您二楼不是要开书屋吗?我们可以捐一些书,再弄个免费借阅角。”
郝铁心动了。这比他一个人摸索要有效得多。
“但我有个条件,”
他说,“活动必须真的对工友有用,不能是形式主义。来的律师,要真的愿意帮他们,不能敷衍。”
“放心,我们筛选律师很严格。”
赵先生郑重地说,“而且,我们每季度有评估,工友不满意,马上换人。”
“好。”
郝铁伸出手,“合作愉快。”
送走赵先生,郝铁站在空荡荡的咖啡馆里,忽然有种不真实感。一年前,他还在为被扣掉的二十四块钱愤怒却无力;现在,他将和一个公益组织合作,帮助更多人。
手机震动,是“一寸天”
微信群。小赵发了一条长消息:
“各位兄弟,平台回复了!关于超时扣款,他们承诺会优化算法,考虑路况和天气因素;关于投诉扣款,他们会设置申诉复核机制,而且不能仅凭顾客一面之词就扣钱!虽然还没具体细则,但至少他们听到了!谢谢郝哥,谢谢群里所有一起联名的兄弟!我们发声,有用!”
下面跟了一排“大拇指”
表情。
郝铁看着屏幕,笑了。他想起陈律师的话:一个胜诉案例,是一个信号。
那么,一个成功的集体发声,是什么?
是回音。微弱,但持续。在庞大的、看似坚不可摧的系统里,荡开一圈涟漪。
周末,郝铁和苏晴去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培训。到场的有三十多个家政工,周姐也在,她现在是小组长了,在教新来的姐妹怎么录音、怎么保存证据。陈律师讲劳动合同,郝铁被拉去讲“如何识别黑中介”
。
讲课时,他看着台下那些面孔——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眼里还带着怯懦的,有已经开始坚定的。他们认真记笔记,举手提问,课后围着他问这问那。
结束时,周姐走过来,塞给郝铁一袋东西:“我自己腌的咸菜,你拿回去吃。别嫌弃。”
郝铁接过,塑料袋温温的,还带着她的体温。
“周姐,你最近怎么样?”
“好着呢。”
周姐笑,眼角的皱纹像菊花绽开,“新东家对我挺好,按时发工资,还给交社保。上周我感冒,女主人还给我买药。我现在啊,逢人就说,签合同,交社保,这是咱们的权利,不能丢。”
“对,不能丢。”
郝铁重复。
回程的地铁上,苏晴靠着郝铁的肩膀,忽然说:“二楼,我们尽快租下来吧。钱不够,我先问我爸妈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