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来得正好,”
他翻开其中一页,指着“重点学堂录取名单”
,“这十个名字,有八个是学司郎中的亲戚,真正考上的寒门学子,全被刷下来了。”
正说着,王春燕从外面回来,手里攥着支断了的毛笔,是从花县学司门口捡的。“有个娃蹲在墙根哭,”
她眼圈泛红,“说考了全县第三,却被告知‘名额满了’,可他看见学司郎中的侄子,连《算筹经》都背不全,却穿着重点学堂的制服招摇过市。”
我们悄悄溜进学司档案室时,管理员正在打盹,桌上的账册敞着,赵铁锤用测厚仪扫过纸页——“重点学堂修缮费五千两”
,但我们上午去学堂看过,屋顶的瓦片缺了七块,冬天漏雪,夏天漏雨。“这钱去哪了?”
我指尖划过账册上的朱红大印,印泥里掺的金粉不对,是后补的,“查这笔款的流向,肯定有猫腻。”
离开花县学司,王春燕突然拉着我们往乡下走,说她听农户讲,花省平府历羊县户司克扣赈灾粮。“俺们村去年遭了蝗灾,”
村口的老嬷嬷颤巍巍地摸出个瓦罐,里面只剩小半碗糙米,“户司发的赈灾粮,说好每户三石,实际只给了一石半,还掺着不少沙子。”
她掀开地窖门,里面藏着本账册,是全村人凑钱请账房先生记的,“领粮那天,户司的李主事说‘能给这些就不错了,别不知足’,可他自家粮仓,堆得比山还高。”
往花省平府羊县理前乡贤达村去时,我们雇了头毛驴,赶驴的老汉说那村子“邪乎得很”
。“村仁是前乡绅的儿子,”
他往地上啐了口,“把集体土地租给樱花建设集团,租金全进了自个儿腰包,村民们敢怒不敢言。村都察院的牌子早被娃们当靶子射了,民生都察院,成了他堆杂物的仓库。”
我们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果然见到块歪歪扭扭的牌子,“贤达村村都察院”
七个字被虫蛀得只剩一半。推门进去,蛛网厚得能粘住麻雀,墙角堆着些发霉的麻袋,王春燕伸手摸了摸,突然叫出声:“这是去年的赈灾棉,上面还有户司的印!”
赵铁锤用测厚仪量了量,“足足三百斤,够全村人过冬了,却被他锁在这儿烂掉。”
村议事会的门倒敞着,里面传来掷骰子的声。我们扒着窗缝看,七个穿绸缎袍子的人正围着方桌赌钱,桌上堆着银锭,其中一个拍着胸脯:“明儿议事会就表决把东边的林地也租出去,樱花建设集团的回扣,够咱们再去趟南洋了!”
他们说的“东边林地”
,是村民们赖以为生的薪柴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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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走了二十里地,到了花省花府花县衙前乡里文村,才算见着些像样的光景。村议事会的土坯房里,二十三个代表正围着油灯算账,有扛锄头的农民,有系围裙的妇人,有瘸腿的老工匠。“今年的文旅收入,得先修灌溉渠,”
个穿蓝布衫的汉子用算筹敲着桌子,“剩下的再给私塾换课本,谁家娃上学路远,就用驴车接送。”
见我们进来,他起身要倒茶,粗瓷碗沿缺了个口,“俺们村议事会,每月十五开,谁都能来听,账算得明明白白,谁也别想捣鬼。”
离开花省时,我们搭了辆去闽省的货车,车斗里装着瓷器。“闽省宁建府阳建县的官老爷才叫厉害,”
车夫是个闽省人,说起家乡直摇头,“去年古街修复,花了二十万两,结果就刷了层漆,剩下的钱,听说进了文旅司司长小舅子的口袋。”
阳建县都察院的大门看着气派,朱漆铜环擦得锃亮,可我们敲了半个时辰,才出来个睡眼惺忪的小吏。“院长去巡查了,”
他打了个哈欠,露出颗金牙,“有事下周来。”
可我们绕到后院,见三个官吏正围着炭火盆煮肉,香味飘得老远。“人民监督协会就在隔壁,”
其中一个瞥见我们,努了努嘴,“你们去问他们,啥都知道。”
那间挂着“人民监督协会”
牌子的屋子,果然坐着七个人,穿得整整齐齐,见我们进来,异口同声地说:“阳建县一切安好,百姓安居乐业,官民同心同德。”
赵铁锤突然掏出测谎仪,往其中一个手腕上一搭,仪器立刻“滴滴”
尖叫。“你们是县太爷雇来的吧?”
他盯着那人发抖的手指,“袖口的浆糊还没干呢,昨儿刚从戏班子借的衣裳?”
阳建县议事会的情形更让人窝火。三十八张太师椅摆得整整齐齐,坐着的不是乡绅就是富商,见我们进来,为首的捻着胡须:“你们是来考察的?我们阳建县的议事会,向来是‘精英治国’,那些泥腿子,懂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