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佐盯着他看了几秒,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录音机放在桌上。很小的一台,比巴掌大不了多少,陈默认得这种型号,日本产的,记者常用,可以录半个小时。中佐按下了播放键。磁带在转,沙沙地响了几秒,然后传出了声音。
是陈默的声音。在战俘营外,他说的那句中文——“太君问你们,谁是自愿投降的?”
很清晰。虽然背景有风声和远处的人声,但他的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录音机里接着传出那五个人的声音——“我。”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
然后是少佐的声音,用日语问的“你确定”
。然后是他自己的声音,用日语回答的“我确定”
。
录音停了。中佐关掉录音机,看着陈默。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陈默沉默了几秒。他没想到有人录了音,没想到这个录音会落到宪兵队手里。举报他的人不只是听到了他的翻译,还专门录了下来,录得很清楚,声音很稳,说明录音的人离他很近,手不抖。不是偶然路过,是有预谋的。
“我当时翻译的是准确的。”
陈默的声音还是那么稳。
中佐把录音机收进抽屉里。“军法审判,明天上午。”
他站起来。那两个宪兵一左一右架住了陈默的胳膊,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带出了那间屋子。
牢房在楼下,原来是一间杂物间,铁门铁窗,地上铺着稻草,潮乎乎的,有一股霉味。墙角放着一个木桶,是马桶,那股味道和霉味混在一起,闻了就想吐。
陈默坐在稻草上,靠着墙。墙是湿的,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那股凉意。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空了。把烟盒捏扁了,扔在墙角。想起空间里有烟,但没有拿出来。牢房里不能有烟,被现了就是新的把柄。他不能冒这个险。
他盯着铁门上的那扇小窗,窗外透进来一线光,灰蒙蒙的,不知道是月光还是路灯。他想起方明远,方明远在狱中传出的那张纸条上写的是“勿救”
。方明远不让他救,是因为知道救不了。现在他懂了,真的懂了。坐在牢房里等着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审判,等着一颗不知道会不会打中自己的子弹。
他在想明天审判的时候该怎么说。不能慌,不能乱,不能露出任何破绽。举报信、录音机、那五个人证。检方手里有三样东西,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但他有一样东西——他是山本的人。特高课的人,山本的亲信。如果山本保他,他就能活。如果山本不保他,他就得死。但山本远在上海,不知道这里生的事,不知道他被宪兵队抓了。
一个宪兵从门外走过,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着。陈默靠着墙闭上眼睛,不是困,是在想明天怎么过那一关。
举报他的人是谁?他想了很久,把那天在战俘营附近见过的每一张脸都想了一遍。那个少佐不会举报自己,两个士兵也不会,那五个人更不会。那就只有一个人——那个站在路边、穿着长衫、脸上带着笑的中年男人。他走过的时候看了陈默一眼,笑了笑,然后走了。陈默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想起来,那个人脸上的笑不是善意,是那种捡到宝的笑,像是在说——找到了。就是这个人。
他把那个人的脸刻在了脑子里。如果能活着出去,他要找到那个人。不是为了报复,是为了知道是谁在背后盯着他。不知道敌人是谁,就永远防不住。
牢房外面的灯灭了,走廊里黑了。远处有人在哭,不知道是犯人还是疯子,哭声断断续续的,被墙壁挡着,闷闷的。
他把脸埋进膝盖里。听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很稳。不是不怕,是怕也没用。怕不怕都要上审判台,怕不怕都可能挨枪子。不怕的时候还能想对策,怕的时候脑子就僵了。在这个地方,脑子一僵,人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