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佐藤办公室出来后,陈默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他脸上那种被“赏识”
的激动褪去,眼神恢复了平日的冷静,只是在这冷静深处,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
“以华制华的典范”
?他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几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日本人妄图用糖衣炮弹和虚妄的承诺,来腐蚀中国人的意志,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帮凶。
但他不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为何而战。
接下来的日子,陈默完美地扮演着佐藤期望看到的那个“有潜力、懂进退”
的典范角色。
他工作更加“卖力”
。对于一些佐藤交办的、涉及经济管控或与伪政府部门协调的事务,他处理得更加细致周到,往往能提出一些看似站在日方立场、又能“惠及”
部分中国商人(实则是组织掩护的渠道)的“两全其美”
的方案,让佐藤觉得他确实在用心为“共荣”
事业出力。
同时,陈默在日常交往中愈发谨慎地维持着这种微妙平衡。他频繁出席伪政府组织的社交活动,表面上与那些“合作”
的中国商人谈笑风生,实则暗中筛选着可信的联络人,通过这些渠道将关键信息传递给组织。
例如,在处理一份关于粮食配给的报告时,他故意夸大某些区域的需求,引导佐藤批准额外配额,而这些物资最终被秘密转移至抗日游击区。
佐藤对他的“效率”
和“忠诚”
赞赏有加,甚至公开在会议上表扬他是“中日亲善的楷模”
。
陈默内心却始终清醒如冰。每当夜深人静,他会独自坐在书桌前,复盘白天的每个细节,确保自己的言行不露破绽。他深知,这场虚与委蛇的游戏稍有疏忽,便会万劫不复。
但这份压力反而激发了他的机敏,他开始主动提议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政策优化”
,比如调整贸易路线或简化审批流程,这些改动表面上提升了日方管控的效率,却为地下活动创造了更多缝隙。
与此同时,他与组织成员的联系更加隐蔽而高效。通过伪装成商业往来的密信,他传递着佐藤办公室的内部动态,包括日军的部署计划和伪政府的腐败证据。这些行动不仅削弱了敌人的力量,还悄然壮大着抵抗的根基。佐藤浑然不觉,只当陈默是颗难得的棋子,殊不知自己正亲手培养着最危险的敌人。
在偶尔的私下交谈中,他会“不经意”
地流露出对重庆政府和西方列强的“不满”
,认为他们不顾中国百姓死活,同时会对日本在满洲(东北)和华北等地建立的“新秩序”
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和“理解”
。这种态度,恰好迎合了佐藤这类日本军官的优越感和殖民心态。
他甚至开始“主动”
学习日语俚语,遇到不太明白的词汇或习俗,会“虚心”
地向佐藤或其他日本军官请教。这种姿态,进一步博取了他们的好感,觉得这个中国人确实在努力“融入”
和“进步”
。
佐藤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觉得自己的“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