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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章 消失的证婚人 枕边人酿惊天命案（第2页）

民警调取了薛冰冰失踪前后的手机通话记录，很快就发现了两处反常之处。第一处，薛冰冰失踪后，他的手机号被设置了呼叫转移，所有来电都会自动转接到那个女租客的手机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朋友打电话时，是女租客接的电话。第二处，在薛冰冰失踪后的第二天，有人拿着他的身份证，在神木当地的电信营业厅办理了一张新的手机号。

这张新手机号从11月4号下午4点多开始使用，主要用途就是给薛家人发短信报平安，内容和之前薛冰冰号码发的大致相同，都是说自己在外做生意、一切安好。可奇怪的是，这张手机号只发短信，从不接听任何电话，仅仅使用了五天，就突然停用了，像是完成了某种任务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这太不正常了。”

办案民警分析道，“如果真的是跟情人私奔，没必要刻意设置呼叫转移，更没必要办新号只发短信。这些举动，更像是有人在故意制造薛冰冰还活着、主动离家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迷惑家人，掩盖真相。”

结合这些线索，民警初步判断，薛冰冰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而凶手，大概率是熟悉他情况的人，毕竟能拿到他的身份证办新号，还知道他和女租客的关系，甚至能精准地设置呼叫转移，绝非陌生人能做到。

为了摸清情况，民警先对薛冰冰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薛冰冰是神木本地人，出生在县城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左腿落下了残疾，行动有些不便。1994年，他和刘有芳结婚，婚后生了一儿一女，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和妻子离开村子，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餐馆，靠着实惠的饭菜和热情的服务，生意还算红火。

2008年之后，神木的经济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煤炭资源的开发让当地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薛冰冰所在的村子被纳入了征地范围，家里的土地被征用后，每年都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土地分红，数额足以让一家人衣食无忧。钱有了，日子好过了，可薛冰冰和刘有芳的感情，却渐渐出现了裂痕。

老话常说“能共苦，不能同甘”

，这句话在薛冰冰夫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没钱的时候，两人齐心协力打拼，日子虽苦却也踏实；可有了钱之后，彼此的欲望都多了起来，矛盾也越来越多。刘有芳觉得薛冰冰长相普通、腿脚不便，还嗜酒如命，越看越不顺眼；薛冰冰则觉得刘有芳性子太强势，凡事都要压他一头，在家里感受不到半点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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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薛冰冰认识了那个女租客。女租客温柔体贴，不像刘有芳那样对他呼来喝去，一来二去，两人就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这件事被刘有芳发现后，家里彻底爆发了争吵，刘有芳气得要离婚，可看着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但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彻底降到了冰点，在薛冰冰失踪前半年，他们已经开始分居，刘有芳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餐馆楼上，薛冰冰则一个人回了老家的房子住，平日里很少见面，连话都懒得说。

梳理完这些情况，民警又重新询问了那个女租客。这一次，女租客终于松了口，承认自己和薛冰冰确实有过一段关系，但她强调，薛冰冰的失踪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有人在故意陷害我。”

女租客皱着眉说，“把电话呼转到我这，就是为了把你们的视线引到我身上，让你们以为是我跟薛冰冰私奔了。”

接着，女租客还给民警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她说，在薛冰冰失踪的头几天，薛冰冰曾经给她打过电话，说要去铜川找她。可她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薛冰冰的人影。直到薛冰冰失踪后的第五天，她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里自称是薛冰冰，让她去铜川火车站接他。

“我赶紧往火车站赶，到了之后给他发短信问具体位置，他只说了一个模糊的建筑名称，我根本找不到。”

女租客回忆道，“我当时急了，就给那个陌生号码打了电话，结果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听口音像是神木本地人。那个女人说薛冰冰喝醉了，没法接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我再打，就没人接了。”

一个陌生的神木女人？这个新出现的角色，让案件有了新的突破口。民警判断，这个女人很可能和薛冰冰的失踪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极有可能是薛冰冰的熟人。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为什么要冒充薛冰冰给女租客发短信？

带着这些疑问，民警再次走访了薛家人。当提到“神木女人”

“熟悉薛冰冰情况”

这些关键词时，薛家人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人，薛冰冰的妻子，刘有芳。

“肯定是她！”

薛冰冰的姐姐情绪激动地说，“我弟弟失踪后，弟媳妇就一直跟我们说，他是跟情人跑了，还说她一直跟我弟弟有联系，让我们别担心。我们一开始还信了她，所以才没早点报警，现在想想，全是她编的瞎话！”

薛冰冰的姐姐告诉民警，刘有芳年轻的时候就很能干，当过裁缝、卖过衣服，后来又做豆腐、开三轮车、卖煤炭，不管什么活都能拿得起来，性子也格外强势。反观薛冰冰，因为腿脚不便，性格有些懦弱，家里的大小事几乎都是刘有芳说了算。“一开始弟媳妇还跟我们哭，说我弟弟走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可后来我们觉得不对劲，让她给我弟弟打电话，她总是推三阻四，一会儿说电话没人接，一会儿说我弟弟在忙，从来没让我们跟我弟弟说过一句话。”

更让薛家人怀疑的是，他们后来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不光薛冰冰有婚外情，刘有芳和餐馆的厨师张海峰之间，也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张海峰是1982年出生的，比刘有芳小五岁，是外地人，因为在餐馆打工，吃住都在餐馆楼上，和刘有芳一家住在同一层，房间离得很近。薛冰冰不在家的时候，张海峰常常以“帮忙”

为由出入刘有芳的房间，两人之间的举止十分亲密，周围的邻居都看在眼里，私下里议论纷纷。

“我弟弟和弟媳妇本来就分居，弟媳妇又跟那个厨师走得那么近，难免让人多想。”

薛冰冰的姐姐说，“我们怀疑，是不是弟媳妇和那个厨师合伙，把我弟弟害了，然后故意编造他跟情人私奔的假象，掩人耳目。”

民警顺着这条线索调查，发现刘有芳不仅有作案动机，还有充足的作案条件。通过询问薛冰冰失踪当晚和他一起喝酒的朋友，民警还原了当晚的情况：2011年11月2号晚上，薛冰冰在自家餐馆里和几个朋友聚餐，几个人喝了不少酒，一直喝到晚上10点多。散场的时候，薛冰冰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连路都走不稳了。

当时，是刘有芳开车过来接薛冰冰的。她先把薛冰冰的朋友们一个个送回了家，最后车上就只剩下烂醉如泥的薛冰冰。后来民警询问刘有芳时，她是这样说的：“送完朋友，我就带着薛冰冰回了老家的房子，我们俩一起睡的。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起床回餐馆忙活，他还躺在床上睡觉，我以为他醒了之后会自己过来，没想到中午的时候就发现他不见了。”

“这明显不合常理。”

办案民警说，“薛冰冰醉得那么厉害，根本不可能自己清醒地离开。而且刘有芳说两人一起回了老家，却没有任何证人能证明，她完全有时间和机会对薛冰冰下手。”

更可疑的是张海峰。薛冰冰失踪后，张海峰依旧像往常一样在餐馆打工，表现得十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当民警询问他当晚的情况时，他说自己下班后就回房间睡觉了，对刘有芳和薛冰冰的行踪一无所知，回答得滴水不漏，却总让人觉得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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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分析，刘有芳一个女人，要想谋害一个成年男性，还得处理尸体、掩盖痕迹，难度很大，大概率有帮手，而张海峰，无疑是最有可能的那个人。两人有不正当关系，刘有芳对薛冰冰积怨已久，张海峰又需要依附刘有芳，两人完全有理由联手作案。

但怀疑归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一切都只是推测。民警既没有找到薛冰冰的尸体，也没有找到作案工具和作案现场，无法对刘有芳和张海峰立案侦查。为了打破僵局，民警决定用测谎仪对两人进行测试，一方面是想通过测谎结果印证推测，另一方面也是想给两人施加心理压力，逼他们露出马脚。

根据法律规定，测谎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不能强制进行。让民警意外的是，刘有芳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脸上没有丝毫犹豫；而张海峰却态度坚决地拒绝了，说“我没做亏心事，没必要测谎”

，语气中带着几分慌乱。

测谎过程中，民警针对薛冰冰失踪当晚的行踪、是否与张海峰合谋、是否知道薛冰冰的下落等敏感问题，对刘有芳进行了提问。测谎结果显示，刘有芳在多个关键问题上，生理反应异常强烈，极有可能说了谎话。

可遗憾的是，测谎结果只能作为辅助侦查的参考，不能作为法律上的定罪依据。要想认定刘有芳是凶手，必须找到直接证据。而刘有芳能坦然接受测谎，心理素质之强，远超民警的预期，这个女人，绝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刘有芳的女儿，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在接受民警询问时，16岁的女孩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我妈从小就心硬，特别狠，长这么大，我就见过她哭两次。我小时候受了委屈哭，她从来不会安慰我，还会骂我‘没出息，哭什么’，有时候我越哭，她打得越狠。”

女孩说，在家里，妈妈说一不二，爸爸因为腿脚不便，又性格懦弱，从来不敢反驳妈妈，两人经常吵架，有时候爸爸还会被妈妈打。

从女孩的描述中，民警能感受到刘有芳的强势与冷漠。这样一个心理素质极强、做事果断的女人，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要谋害丈夫，确实有可能做得天衣无缝。

尽管民警坚信刘有芳就是凶手，但没有证据，案件只能陷入僵局。之后的日子里，民警没有放弃，一直暗中关注着刘有芳和张海峰的动向，耐心等待突破口。